Science 2019年十大科学突破解读


Science 2019十大科学突破解读







      [编者按]  每年年底,美国Science杂志都会按惯例评选出十大科学突破。2019年12月19日公布了其评选的2019年十大科学突破:人类历史上首张黑洞照片问世;青藏高原的古人类;谷歌宣称成功演示“量子霸权”;改善儿童营养不良;“小行星撞地球”新证据;迄今探测的最遥远太阳系天体;古菌或为人类终极祖先;囊性纤维化新药获批;抗击埃博拉病毒;人工智能在多角色游戏中获胜。为了让广大读者更加深入地了解这十大科学突破的科学价值和背后的科学故事,我们特邀了各领域著名的科学家分别对其进行逐项解读,以激发科人员的创新思维,促进学术交流。



1 人类历史上首张黑洞照片问世

       为了一窥黑洞“真容”,科学家联合遍布全球的8个射电天文台,通过甚长基线干涉测量技术,模拟出口径和地球直径相当的望远镜——事件视界望远镜(EHT)。这一望远镜拍摄下的首张黑洞照片,使人类第一次看见了位于星系中心的引力怪兽。这个黑洞位于一个名为梅西耶87(M87)星系的中央,质量是太阳的65亿倍(图1)。

       看见黑洞不仅再次证明了爱因斯坦理论的正确性,也为揭开与黑洞有关的种种谜题奠定了基础。进一步研究或许能为构建“大一统理论”带来新线索,这无疑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成就。

       人类首张黑洞照片凝聚了全球200多位科学家的心血,其中包括多名来自中国的科学家。中科院上海天文台台长沈志强表示,中国科学家在望远镜观测、后期数据处理和结果理论分析等方面做了突出的贡献。

图1  首张黑洞图片(图片来源:Science官网)



专家点评:


沈志强  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研究员、台长。长期致力于高分辨率黑洞观测研究,领导国际合作小组的工作“发现了银河系中心人马座A*是超大质量黑洞的最新证据”入选“2005年度中国基础研究十大新闻”。作为EHT合作团队成员参与的2019年4月10日发布首张EHT拍摄的M87黑洞照片获得2020年基础物理学突破奖。




       首张黑洞照片的发布又一次诠释了“眼见为实”的力量。北京时间2019年4月10日晚上9点,全球六地(比利时布鲁塞尔、智利圣地亚哥、中国上海和台北、日本东京、美国华盛顿)同步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人类首次成功捕获到黑洞图像!关于首张黑洞照片的报道几乎占据了全球新闻的头版,反响巨大。据不完全统计,在4月10—18日间,媒体对黑洞的相关报道有4 800多篇,直播视频有5 000多万人次观看。这也从一个视角说明了,首张黑洞照片当选Science 2019年十大科学突破之首并不意外。

       黑洞是宇宙中最神秘的天体,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内包含着难以置信的质量,可以让周围时空弯曲,在其事件视界(事件视界望远镜即由此得名)范围内,光线也无法逃脱被“吞噬”的命运。黑洞是100多年前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理论预言之一,事实上,黑洞一词是在广义相对论发表50多年后才被引入,由此也标志着黑洞实测研究的开始。自从1974年银河系中心黑洞射电辐射人马座A*(SgrA*)首次被发现,人们对距离我们最近的(约26 000光年)超大质量黑洞开展了30多年的成像观测研究,步步逼近黑洞,最终促成了EHT的国际合作。

       EHT的建设和首张黑洞照片的捕获源于世界各地科研人员数十年始终以明确的科学目标为牵引,最大限度地汇集全球智慧,坚持不懈地将理论研究与观测和技术创新相结合,堪称是基础研究领域全球团队合作的典范。创建EHT是一项艰巨的挑战,需要升级和连接遍布世界各地的8台射电望远镜,形成一个口径如地球大小的虚拟望远镜。EHT观测使用的甚长基线干涉测量技术(VLBI)在1967年被首次验证成功,它最大的优势是能够提供超高的角分辨率。

       《天体物理学杂志通信》于4月10日以特刊的形式通过6篇论文发表了这一重大结果。这次露出真容的黑洞位于室女座星系团中巨椭圆星系M87的中心,距离地球5 500万光年。科学家在2017年4月5日、6日、10日和11日对M87成功实现 1.3 mm 波长的EHT观测,经过近两年的数据解析成像重构最终捕获M87黑洞照片。这张略显模糊的照片代表着人类认知宇宙中最迷人天体——黑洞而取得的最新成就。人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通过EHT,就可以如此近距离地看黑洞。

       首张黑洞照片的分辨率达到了20个微角秒(我们人眼的分辨率大约为1角分,两者相差300万倍),相当于人们在地球上可以看清月球上的一个苹果,又或相当于人们在我国最北端的城市漠河能够阅读在南沙群岛上的一张报纸。

       根据广义相对论,非常靠近黑洞区域发出的辐射会受到黑洞强引力势影响而发生明显弯曲,在中央出现一个相对于周围亮环状辐射显著变暗的、直径约为5.2倍自身不旋转的黑洞视界半径的阴影区域,该照片表明M87中心超大质量黑洞是沿顺时针方向自转且其质量约为太阳质量的65亿倍。这填补了广义相对论从未在黑洞边缘极端环境中得到检验的空白,也使得开展基础物理学研究,细致研究黑洞周围环境成为可能。

       2020年基础物理学突破奖颁给了参与EHT合作的347位研究人员,以表彰他们采用相当于地球大小的望远镜联合拍摄并获得了人类首张超大质量黑洞的图像。我国科学家长期关注高分辨率黑洞成像研究,在EHT国际合作形成前就已在多方面开展具有国际显示度的研究,来自中国大陆的16位学者参与了此次M87黑洞成像合作。

       对M87中心黑洞这一不可见天体的成功成像,从某种意义上标志着黑洞观测发现研究新时代的开始。我们期待也相信在不久的将来,EHT会带给我们更多令人兴奋的结果。M87黑洞周围磁场分布图将于不久问世,这将深化人们对黑洞喷流形成和演化的物理机制的认识。EHT同期也完成了对银河系中心400万倍太阳质量的超大质量黑洞SgrA*的观测,相关数据分析在进行中,成果可期。此外,2019年9月下一代EHT(ngEHT)计划正式启动,将通过新增亚毫米波射电望远镜并将观测延伸到更短的0.87 mm波长,以获得黑洞的动态视频。未来,借助空间VLBI技术,通过在空间部署EHT射电望远镜组网观测,实现对更多黑洞进行更高分辨率的拍摄计划也已在研讨中。

       2016年,LIGO团队宣布首次直接探测到引力波,天文学进入引力波时代。相比于LIGO听到的引力波信号——来自数十倍太阳质量的恒星级黑洞的并合,EHT看到的则是百万甚至数10亿倍太阳质量的超大质量黑洞,两者的结合可以使我们跨越亿数量级对广义相对论的适用范围并进行严格验证,这是挑战,更是前所未有的机遇。

2 青藏高原的古人类

       大约40年前,一位佛教僧人在青藏高原边的白石崖溶洞穴中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人类颌骨。他意识到这个长着巨大臼齿的下颌骨很特别,就把它献给了当地的一位活佛,后者把它捐赠给了学者。但没人知道这件下颌骨有什么意义。

       2019年5月,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兰州大学和德国马普进化人类学研究所学者领衔、多家境内外科研院所参与的青藏高原丹尼索瓦人研究发表于Nature。研究揭示,一件发现于中国甘肃省甘南州夏河县白石崖溶洞的古人类下颌骨化石距今已有16万年,是除西伯利亚阿尔泰山地区丹尼索瓦洞以外发现的首例丹尼索瓦人化石,也是目前青藏高原的最早人类活动证据(图2)。

       化石仅保存了古人类下颌骨的右侧,下颌骨附着第一臼齿和第二臼齿,其他的牙齿仅保留牙根部分,颌骨形态粗壮原始,臼齿较大,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它没有下巴,这说明它不是现代人化石。早期研究表明,丹尼索瓦人的遗传物质已经发生了一种突变,该突变有助于人类在青藏高原这种高海拔—低氧环境中生存。现代藏族和夏尔巴人群基因中也有同样的突变,这说明他们的这一高海拔环境适应基因(EPAS1)来自于丹尼索瓦人。

图2  一位艺术家基于从DNA推断身体特征的新方法复原丹尼索瓦女孩的样貌(图片来源:Science官网)



专家点评:


陈发虎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主要从事环境变化和史前人类—环境相互作用研究。在Nature、Science等重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530多篇,出版专著4部,编辑英文专刊5本。以第一完成人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两项。

张东菊  兰州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旧石器时代环境考古学研究。在Nature、Science等重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荣获“第十二届青藏高原青年科技奖”(2019年)。




     丹尼索瓦人是十年前新发现的一种古老型人类,生活时代与曾广泛分布在欧亚大陆西侧的尼安德特人重叠,大约距今30—5万年间,亲缘关系也与尼安德特人最近,同尼安德特人一样对现生人群有一定的基因贡献,只是丹尼索瓦人仅对现代亚洲、大洋洲和美洲土著人群有基因贡献。2010年,遗传学家报道了一段独特的人类线粒体DNA序列,丹尼索瓦人因此面世。这段古DNA序列来自一个小女孩的指骨化石,发现于西伯利亚阿尔泰山北部丹尼索瓦洞。这支神秘人群的遗骸此前只发现3颗牙齿及其碎块,以及小女孩的手指骨,并且所有丹尼索瓦人的化石只发现于丹尼索瓦洞内。丹尼索瓦人引起人们广泛的好奇心,丹尼索瓦人与我们的祖先人群有什么关系?他们位于人类演化的哪个分支或节点上?他们长什么样子?他们曾经分布在哪里?他们有怎样的文化等等。然而,零星的几件化石,无法为我们提供答案。

       2019年,科学家发表了甘肃省南部夏河县出土的一件古人类下颌骨的研究成果,打破十年来科学家对丹尼索瓦人研究的沉默。这件化石是东亚发现的首个丹尼索瓦人足迹。发现于丹尼索瓦洞以南 2 000 多公里、平均海拔超过4 000米的青藏高原,科学家利用最先进的古蛋白技术,鉴定该化石为丹尼索瓦人,成为独立用古蛋白技术鉴定出丹尼索瓦人的第一个研究案例,为准确鉴定未保存古DNA的人骨化石开辟了新研究途径。夏河人化石几乎保存了完整的人类右侧下颌骨,首次提供了丹尼索瓦人的面貌特征,将我们对丹尼索瓦人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夏河人化石的测年结果为距今至少16万年,是青藏高原最早的人类化石,也是青藏高原最早的人类活动证据,将青藏高原的人类活动历史推早了12万年。夏河人化石发现于青藏高原东北部海拔3 280米的白石崖溶洞,该发现揭示了距今16万年前生活于寒冷冰期的丹尼索瓦人,已经适应了高海拔环境,并且还有可能将他们的高海拔环境适应基因贡献给以藏族人群为主,现今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高原人群。夏河人化石在古人类演化研究中无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和多国科学家围绕其联合开展的出色的研究,使其与随后基于西伯利亚丹尼索瓦人全基因组进行的丹尼索瓦人肖像重建(图2)研究一起,入选Science 2019年十大科学突破。

       我国科学家是这项引起世界广泛关注的夏河人研究的主导者。夏河人化石发现于我国境内的青藏高原,兰州大学和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的联合研究团队针对化石的体质形态、分子生物学特征、年代学和考古学背景等科学问题,邀请境内外多家相关领域的权威科学家和高水平科研机构,一起开展工作,前后持续近十年时间,最终为国内外学术界和社会公众呈上了这件令世人瞩目的古人类化石。夏河人化石为科学家对丹尼索瓦人研究和青藏高原人类活动历史研究打开了新局面,为古人类学家、考古学家、遗传学家提供了新的研究素材与灵感。夏河人化石研究再次将我国发现丰富的古人类化石及其研究成果推至世人面前,首次建立了丹尼索瓦人与我国部分已知古老型人类化石(如许家窑人和澎湖人化石)之间的可能的联系,为在东亚地区寻找更多的丹尼索瓦人化石及其文化遗存提供了新的证据和线索。近些年,我国的古老型人类和现代人化石研究在国际学术界影响显著,相关古DNA提取技术和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为东亚古人类演化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和证据,对学术界现有的古人类演化假说和相关理论范式思考有诸多启发。夏河人研究是这些研究成果中的一员,为世界古人类演化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特别对激励东亚地区古人类演化研究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然而,夏河人化石是中国境内发现的第一件丹尼索瓦人化石,中国对丹尼索瓦人的研究刚刚起步。循着夏河人化石这条线索,我国科学家将在不久的将来逐步厘清丹尼索瓦人在中国的时空分布范围、全面体质形态特征、分子生物学特征和文化内涵及其与我国直立人、早期智人间的关系等重要科学问题,进而为人类演化这一重大科学问题作出贡献。

3 谷歌宣称成功演示“量子霸权”

       这或许是计算机领域的一个里程碑事件:谷歌宣称“量子霸权”已经实现。量子霸权是指量子计算拥有的超越所有传统计算机的计算能力。他们首次在实验中证明了量子计算机对于传统架构计算机的优越性:在世界第一超算Summit需要计算1万年的实验中,谷歌的量子计算机只用了3分20秒(图3)。

       在最近提交的一份论文中,研究人员提出了这一主张,它也是迄今为止表明量子计算机超越传统架构计算机并走向实用化最为强烈的迹象。在未来,我们或许可以使用这种全新工具解决此前无法解决的数学问题。

图3  Google的量子处理器芯片(图片来源:Science官网)



专家点评:


于扬  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主要研究领域是超导量子计算,2002年首次实现超导相位量子比特,2010年率先演示了三个固态量子比特的量子相干调控。代表性工作还有在超导量子比特中观测到马赫—曾德干涉,量子几何相的朗道—齐纳干涉、利用量子比特模拟拓扑能带结构等。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多项科研项目。




       量子计算机利用量子叠加、量子纠缠、量子干涉等量子现象,把计算问题投射到维度数量远超宇宙所有粒子数的量子空间,相当于亿万台经典的超级计算机在同时进行并行计算,其无与伦比的运算速度及存储空间将带来信息处理的革命。但是,量子计算机非常容易受外界噪声干扰,随着量子芯片量子比特和逻辑操作数量的增加,错误不断积累,很快就和正确的计算结果失之千里了。因此,面对热切期待的量子计算机,人们急需要一个标杆,就是实际演示一个量子芯片的运算速度超过目前最快的经典计算机,谷歌在世界上首次树立了这个标杆。

       他们利用一个集成了53个量子比特超导固态量子芯片(取名Sycamore),进行20层量子逻辑操作,每一层由所有单比特的随机操作和近邻两比特操作组成,最后测量53个比特,得到一个53位0或1构成的二进制序列。重复进行这个循环,测到的序列会有一个分布函数,由于量子芯片中存在量子纠缠和量子干涉,这个分布将不同于经典随机过程产生的均匀分布。用量子芯片运行整个过程并得到分布函数用时仅200秒。随后他们用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世界顶级的经典超级计算机(Summit)来完成同样的任务,尽管Summit每秒可以进行 15 亿亿次运算,对于全部使用53个比特和20层的运算结果,Summit已经无法计算了。研究人员于是利用量子芯片上一半的量子比特和较少层数实验结果和Summit计算结果比对,并外推估算出Summit大约需要一万年才能得到53个量子比特的运算结果。

       53比特量子芯片战胜顶级经典超级计算机是量子计算机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式的重要成果。它不但实验上证明量子计算本质上和经典计算机不同,而且回应了究竟能否对大规模量子系统进行高精度控制从而实现量子计算的质疑。当然,谷歌的成果还有许多局限性:首先,对这个芯片进行一系列随机操作,得到的一个比特序列的运算方式,从目前看来没有实际商业应用价值;其次,他们的芯片只能实现最近邻量子比特耦合,这限制了他们对部分算法的运行;最后,量子比特的重要参数——退相干时间基本上没有改进,这限制了操控精度的进一步提高,而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量子计算机,目前操控精度还相差甚远。因此,学术界把谷歌量子芯片的意义和莱特兄弟的第一架飞机相比拟,“它不是第一个飞行器,也不是为了解决一个迫切的交通问题,更没有开启飞机代替其它交通工具的时代。但是,这是一个重要事件,向人们展示了一架完全受控、依靠自身动力、机身比空气重、持续滞空不落地的飞机”。

       量子计算机的巨大科技、商业前景使它成为目前国际竞争的焦点。各国政府纷纷把量子计算列入国家战略计划,不断加大投入。而谷歌IBM英特尔、微软等众多国际著名企业早在十几年前就投入巨资参与量子计算机的竞争。我国也非常重视量子技术的发展,把它作为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机遇,给予优先支持。国内著名企业阿里巴巴、百度、腾讯、华为等也相继开展研发。在国家的持续支持下,国内量子计算机的理论和技术高速发展,时常有世界顶级研究成果报道,加之目前量子计算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可以说国内的研究和世界最好水平没有代差。但是,量子计算的重要基础是经典IT技术,我们的力量还是相对薄弱,特别是和产业相结合的方面,还需要努力才能追赶上前沿水平。

       量子计算机的研发是一个系统工程,跨越物理、数学材料、电子工程、计算机等多个学科,反映了国家的总体科技水平。要让量子计算机走向大规模商业化,首先需要在基础理论上解决开放量子系统的量子相干性问题,并且在工程上通过材料、设计、加工等改进量子系统的退相干。其次需要大幅度提高操控精度,由于目前量子芯片所依赖的极低温环境给操控电路集成化带来较大挑战,需要微波、电子等交叉领域的联合攻关。此外,设计有商用价值的量子算法,利用中等规模含噪(NISQ)的量子芯片解决有实际意义的问题,需要近期去突破。初步估计3~5年内量子计算机将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可能在金融、全球能源、分子化学、制药、新材料机器学习、组合优化等领域创造重大价值。

4 改善儿童营养不良

       每年都有数百万严重营养不良的儿童无法完全康复,即使他们吃饱了,仍然会发育不良和体弱多病。十年的研究已经找到了一个根本原因:他们的肠道微生物尚未成熟。今年,一个国际团队在这项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低成本且易于获得的补充剂,可以优先刺激有益肠道细菌的生长。这些补充剂在小规模试验中表现良好,目前正在进行更大规模的临床试验,以观察其在预防发育迟缓方面的效果(图4)。

       早期的研究发现,营养不良无法康复的儿童肠道微生物组具有婴儿微生物组的特征,而更成熟的微生物组是对营养做出良好反应的关键。研究小组首先确定了代表成熟肠道菌群的15种细菌。他们还确定了包括蛋白质在内的血液标志物,这些标志物标志着营养不良的影响得以恢复。然后,他们测试了发展中国家容易找到的各种食物组合,以观察微生物组的反应,首先是对小鼠的反应,然后是对猪的反应,最后是对一小群营养不良儿童的反应。

       作为食品补充剂的标准成分,奶粉和大米对关键细菌的扩散几乎没有什么帮助,但含有鹰嘴豆、香蕉、大豆和花生粉的补充剂有助于肠道菌群的成熟。经过短暂的临床试验后,服用补充剂的儿童血液中含有更多的蛋白质和代谢物,这些都是正常生长的标志。

       更多的儿童正在接受更长时间的随访,以观察这些变化是否会从发育迟缓中恢复过来,这是改善微生物组可以帮助解决这一全球性问题的最终证据。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医学家Eric Pamer表示,如果可以在医院以外的家中提供治疗,是解决该问题的最新趋势,其影响可能是巨大的。

图4  改善肠道微生物的补充剂有望改变孟加拉国儿童的营养状况(图片来源:Science官网)



专家点评:


周宏伟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检验医学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国家百千万人才,珠江学者。主要从事人体微生物组学以及感染性疾病诊断等研究。建立地域限制下关键菌群挖掘新策略,发现肠道菌群在孕期疾病以及脑血管病中重要机制。以通讯作者在Nature Medicine,Gut,Microbiome等刊物发表研究论文。担任Medicine in Microecology创刊主编。




    华盛顿大学Jeffery Gordon教授“Effects of microbiota-directed foods in gnotobiotic animals and undernourished children”研究成果被Science评为2019年十大科学突破。该研究用全新的科学视角,试图解决一个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并且通过随机双盲人群试验,而非仅仅使用动物模型以证实其可行性。整篇研究既体现了直击实质的科学思维,又闪耀着质朴的人文关怀之光。

       我们先简要做下了解:

       (1) 问题:全球约有超七千万儿童患急性营养不良,即便再次充足喂养依然无法治疗这些儿童的生长发育不良。该疾病造成的儿童死亡占发展中地区儿童死亡原因的50%。这是一个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其背后的科学问题是:为何患儿补充喂养后依然发育不良?

       (2) 科学假设:作为微生物组领域的开创者与奠基人之一,Jeffery Gordon教授在肠道菌群与代谢异常领域做出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该团队早期关于肥胖症与肠道菌群的因果关联研究,引领了人类微生物组计划的启动与推进。本研究假设,肠道菌群发育不足是重度急性营养不良(SAM)儿童补充喂养后仍滞留于中度营养不良(MAM)现象的本质所在。因此,研发靶向肠道菌群的膳食调节剂,可通过改善肠道菌群,改善上述儿童发育不良问题。

       (3) 研究结果:依据该课题组前期建立的儿童发育肠道菌群模型,首先明确了与生长发育密切关联的十余株肠道关键菌。其中婴儿长双歧杆菌以及短双歧杆菌与发育负相关,普拉梭菌、Dorea longicatena等正相关。通过343名患儿队列观察,发现传统的治疗补充食品无法纠正该菌群发育不良。因此,该团队首先采用无菌小鼠模型,接种定植上述关键菌(包括负相关和正相关菌),经过多轮筛选当地廉价食物成分,确定香蕉、鹰嘴豆、花生粉、大豆粉等可以有效促进普拉梭菌显著增殖,而传统营养补充食品中的大米、奶粉、西红柿、南瓜等成分反而与改善发育的菌群负相关。在组成上述改善菌群配方并经小鼠模型功能验证后,研究团队进一步在无菌小猪上验证,最终在患儿进行了4组不同膳食干预的双盲随机对照试验。依据血浆蛋白质组学和代谢组学,发现靶向肠道菌群的膳食配方,可以显著改善IGFBP3, GHR, LEP等关键生长促进因子、骨发育以及中枢神经发育相关因子等,肠道菌群、蛋白质组等整体更趋向于发育正常儿童,提示优选的配方有可能在更大规模人群上开展中试。

       该研究的重大意义有:① 确立了肠道菌群为靶标的疾病干预新范式。大量研究已经或者正在揭示肠道菌群在众多疾病中的潜在角色。如果菌群如此重要,那么靶向菌群的干预应该是许多疾病治疗和预防的关键所在。该研究首先从患者人群发现菌群线索,用无菌动物模型挖掘改善关键菌群膳食成分,最后在人群上实现菌群靶向干预,改善患者表型。该研究范式有望在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肿瘤、神经系统疾病等大量的菌群相关疾病干预研究中发挥示范作用,是人体微生物组发挥“颠覆性、革命性”作用的重要一步。② 把人作为整体对象进行研究和干预。该研究破除了“八股文”式的研究模式,没有纠结于复杂、还原论的通路机制,没有各种敲除动物模型的反复论证,却看到以扎实数据为基础的、以靶向菌群改善逻辑为支撑的“人”的系统性代谢改善。这一点对我国开展实实在在、但同时又具有科学积累价值的研究尤为重要。③ 朴素的研究形式与人文关怀。团队研究中发现罗非鱼可以靶向改善菌群,但是,考虑价格、接受度、饮食习惯等原因,他们又投入大量精力筛选16种当地植物膳食成分,发现花生面和鹰嘴豆粉具有相似的靶向改善菌群作用。这种朴素和人文关怀还体现在文章展示形式上,尽管使用了大量的组学和大数据分析技术,但展示图表简单清晰,很少使用复杂花哨的作图技巧。

       我国在菌群领域研究非常活跃,多个研究团队在糖尿病、非酒精性脂肪肝、肠癌、儿童肥胖等疾病研究中发表了高水平论文,但研究相对集中在大数据关联分析,原创性发现尚显不足,距开发逻辑清晰、行之有效、以数据为基础的精准医学诊断、预防和治疗方法尚有距离。充分运用我国独特而丰富的饮食和中药等资源与经验,借鉴Gordon教授所展示的研究范式,在糖尿病、脂肪肝、心脑血管疾病、肿瘤、神经系统疾病等多种疾病上开展系统研究,将具有重要的公共卫生和产业开发价值。

5 “小行星撞地球”新证据

       希克苏鲁伯陨石坑的形成,据推测是在6 500万年前。与白垩纪—第三纪灭绝事件的年代相吻合。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地质学家Glen Penfield在尤卡坦半岛从事石油探勘工作时,发现此陨石坑(图5)。目前已在该地区发现冲击石英、重力异常、玻璃陨石等地质证据,可证明希克苏鲁伯陨石坑是由撞击事件造成。从岩石的同位素研究得知,希克苏鲁伯陨石坑的年代约为6 500万年前,当时为白垩纪与古近纪交接时期。

       由于该陨石坑的规模与年代,希克苏鲁伯陨石坑常被认为是造成白垩纪—第三纪灭绝事件的成因,并造成恐龙等生物的灭绝;但也有科学家提出当时另有其他的灭绝因素。近年来,另有多重撞击理论,认为当时有许多颗陨石在短时间内撞击地球,而希克苏鲁伯陨石坑仅是其中一颗。另有天文研究指出,这些陨石是在1亿6 000万年前分裂而成。一个国际研究小组在Science上发表研究报告,确认在 6 500 万年前,一颗小行星撞击今天墨西哥境内的希克苏鲁伯地区是造成白垩纪—第三纪恐龙大灭绝的原因。

图5  墨西哥尤卡坦半岛上的希克苏鲁伯陨石撞击的遗迹(图片来源:Science官网)



专家点评:


徐星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中生代恐龙及伴生陆相脊椎动物化石及相关地层学研究,发表学术论文250余篇。科普文章“飞向蓝天的恐龙”选入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语文》课本。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万人计划领军人才、英国伦敦地质协会终身荣誉会员。




       有关“恐龙灭绝小行星撞击假说”的研究入选Science评选为2019年度十大科学突破,我想许多人听到这个消息会感到意外,原因很简单:小行星撞击地球导致恐龙和同时期许多生物的灭绝,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假说,甚至可以称为半成熟的理论了,为什么会入选呢?

       简单地说,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和古生物学以及其他地球科学学科的研究方式有关。不同于以演绎思维为主的一些学科,古生物学以归纳研究为特色,常常需要对同一研究问题,收集不同方向的证据,从不同角度进行论证,是一个长期过程;第二个原因在于细节的重要性:从假说建立初期的粗线条,到细化事件的全过程,这是古生物学等地球科学研究的常见历程,这不仅体现在更翔实的数据上,也体现在假说的不断细化上。

       虽然小行星撞击假说得到了广泛认可,但这一事件的过程依然缺乏细节。2019年度在Science和PNAS杂志上发表的一系列论文极大地推动了我们对这一过程的了解:从精确复原大撞击后一天内,在撞击点地区发生的地质环境事件,到大撞击引发的地震对更远地区生物的影响,从大灭绝后陆地生态系统的复苏过程,到大撞击如何影响海洋生态系统和海洋碳循环的变化,这些论文为我们描述了许多闻所未闻的细节,让撞击假说有了一个比过去坚实许多的理论基础。

       也许有人会问,大家为什么对大灭绝如此着迷?生命演化历史的关注重点常常是全新的物种以及高阶元的新类群的出现,比如演化出我们人类的祖先物种是什么样的?我们人类所属的哺乳动物是如何起源的?最早的脊椎动物是何时出现的?这些问题的回答可以通过化石寻找答案,也能通过研究现生动物找到线索。理解生命演化史中的另外一个重要现象,即一个物种,或者很多物种的灭绝,则更加依赖地质记录,依赖化石。在物种灭绝研究当中,人们最为关注的是大灭绝,即在地质历史时期,那些规模巨大,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产生巨大影响的灭绝事件。我国学者在生物大灭绝研究方向很有国际影响,其中南京大学的沈树忠院士领导的团队和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殷鸿福院士领导的团队近年来发表了一批极其重要的论文,为理解地球历史上最大的灭绝事件——二叠纪末生物大灭绝提供了令人惊叹的细节。我国在白垩纪末的恐龙大灭绝事件研究方面相对薄弱,主要原因是相关地层出露少,尤其是白垩纪—古新世界限地层保存差。不过,近年来沈阳师范大学的孙革教授领导的团队取得了一些进展,在我国黑龙江地区发现了白垩纪—古新世界限附近的地质记录。

       未来有关白垩纪末期大灭绝研究预计会在以下几个方向继续开展:更加精细化撞击事件前后的化石记录,更加细致地分析撞击事件前后的地质环境变化,评估小行星撞击和火山喷发的影响,以及加强陆地和海洋记录的对比等等。就大灭绝事件的细节而言,目前的数据还是以北美地区为主,其他地区,尤其是来自亚洲的数据非常有限,这阻碍了我们认知小行星撞击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因此,加强在北美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区的研究,一定是未来白垩纪大灭绝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另外一个可能的方向涉及到如何更好地区分长期和中短期效应。像白垩纪大灭绝这样的事件是否也受到了长期效应的影响?大撞击是否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需要我们从大尺度上,更加准确地复原生物多样性、气候、陆地格局和洋流模式等方面的变化。其中,复原生物多样性演化历史时,如何更好地结合保存有缺失但更接近生物多样性发生时刻的化石记录,以及远离生物多样性产生节点,但有海量数据的现生生物记录,这是一个需要加强的方向。

6 迄今探测的最遥远太阳系天体

       2019年1月1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新视野”号探测器飞掠“雪人”形状的小行星“天空”(Arrokoth),这颗远在64亿公里外的天体是人类探测器迄今拜访过的最遥远天体(图6)。

       “新视野”号传回的数据不仅向我们展现了一个从未见过的奇异世界,也有望向我们揭示更多与太阳系起源和演化有关的谜题。这则来自遥远太阳系远端的新闻,拉开了2019年的科学领域硕果累累的序幕。

图6  “雪人”形状的“天空”的艺术图(图片来源:Science官网)



专家点评:


季江徽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行星科学与深空探测实验室主任、研究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太阳系小天体动力学、系外行星系统形成与动力演化等研究。研究成果多次获得年度十大天文进展,入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优秀成果选编(六)》。2016年获王宽诚行星科学成果奖,2017年入选中国科学院创新交叉团队。现任Scientific Reports、Research in Astronomy and Astrophysics、《天文学报》等编委。




       在经历了近十年约50亿 km的旅行之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新视野”号(New Horizons)探测器在2015年7月14日完成了飞掠冥王星任务,成为首个拜访矮行星及其卫星的探测器。“新视野”号传回的图像和科学数据表明冥王星表面具有由广袤的冰冻平原组成的心形区域,且表面分布着大量甲烷冰,赤道附近有一座年轻的高达3 500 m的冰冻山脉。“新视野”号首次获取了冥王星数颗卫星复杂多样的地貌和表面特征。但是,“新视野”号的旅程还没有结束,飞越冥王星之后,它深入海王星轨道之外的柯伊伯带(Kuiper Belt)。柯伊伯带是海王星轨道外距离太阳约40~50个天文单位的盘状区域,目前已发现数千个冰冻小天体,它们被认为来源于围绕太阳的原行星盘碎片。“新视野”号于2019年1月飞越了距离地球约65亿km的柯伊伯带小天体2014 MU69,首次拍摄回传了其特写照片。2019年11月13日,NASA宣布2014 MU69的官方名字为“Arrokoth”(阿罗科斯)。阿罗科斯是人类探测器迄今造访的最遥远天体,它被Science列为2019年十大科学突破之一。“新视野”号窥探遥远神秘的柯伊伯带,为我们揭开了太阳系外缘的神秘面纱。

       这是人类探测器首次深入柯伊伯带开展探测任务,揭露了太阳系中这个未曾被探索过的遥远疆域。柯伊伯带中的天体被认为是太阳系形成的早期遗留物质。由于处于太阳系外缘,这些小天体中包含了最原始的太阳系行星形成和演化的信息。阿罗科斯很好地保存了45亿年前太阳系最初形成时的样貌。

       其次,这也是人类第一次探索保存完好的星子(Planetsimal),以前所未有的近距离和视角拍下其清晰图像。“新视野”号的数据表明,这个雪球状的小天体长约35 km,宽约20 km,厚度约为10 km。科学家对阿罗科斯的起源、演化机制、表面构造及物质组成的研究也取得了新的成果。阿罗科斯头身两部分共轴的奇怪外形表明其可能不是由激烈的碰撞产生,而是在长期轨道耗散后,两个叶瓣低速合并形成的。这为星子形成的川流不稳定性模型(the streaming instability)提供了直接证据。类似地,欧洲空间局(ESA)的罗塞塔号探测器发现彗星67P/Churyumov-Gerasimenko拥有哑铃状双瓣构造的彗核,头身结合更紧密,这两种不同的构型可能来自不同的形成演化机制,可以帮助科学家进一步理解太阳系的起源和行星形成过程中的星子演化模型。

       科学家分析后发现,阿罗科斯表面有亮点和斑块、丘陵和低谷、低坑和凸起。光谱数据还表明其表面存在甲醇、水冰和有机分子。这个天体非常红的表面可能就是由有机物质的改变引起的:简单分子经过重新组合成复杂的有机高分子。

       阿罗科斯在波瓦坦/阿尔贡琴语中是天空的意思,其寓意对天空的向往以及对地球以外其他星球和世界的好奇心,这个名字也是向人类航天有史以来距离地球最遥远的一次飞越致敬。此次对柯伊伯带小天体的探测,使人类以全新的视角来认知太阳系的结构与行星形成演化历程。对更多太阳系“活化石”—古老小天体的细致研究和有机分子探测成果将有助于人类对地球生命起源这一重要科学问题的探索。

       我国的嫦娥二号探测器在拓展任务中实现了对具有潜在威胁的近地小行星图塔蒂斯近距飞越探测,取得了重要的科学成果,在国际上有很大的影响。从2010年起,国内有关单位组织论证面向2030年的中国深空探测规划,其中包括在未来几年我国将实施小天体采样返回和主带彗星探测。相比于国外,我国小天体深空探测起步晚,研究基础较为薄弱,关键技术有待于突破,科学载荷的研制能力需进一步提高,深空探测任务可谓任重而道远。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国内的科学家提出了太阳系边际探测计划,即在2049年实现对100 AU以远的太阳系边际探测,发射探测器开展日球层大尺度三维空间特性、太阳风边际及邻近恒星际空间物质特性探测,顺访小行星带、木星等气态大行星系,同时探测柯伊伯带天体。

       未来深空探测和行星科学将围绕关键科学问题,结合先进的航天技术、科学研究和经济发展水平, 以科学目标牵引、带动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发展,拓展国际合作。随着更多深空探测任务的开展,科学家们关心的太阳系起源、地球生命起源及小天体对地球与人类生存的威胁等重大科学问题将会取得新的突破进展。

7 古菌或为人类终极祖先

       2019年,微生物学家朝着解决有关真核生物起源的争议问题迈出了重要一步,真核生物的起源涵盖了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动植物。经过12年的尝试,日本的一个研究团队成功地从深海沉积物中培育出一种神秘微生物,并对其基因组进行了测序。它似乎可以揭示我们所有人的最终祖先(图7)。

       这种生物名为 Prometheoarocum syntroicum菌株MK-D1,是最近发现的阿斯加德(Asgard)类群微生物的成员。这些微生物不是细菌,而是一种完全独立的生命分支,称为古菌。先前只是从深海沉积物和其他极端环境中分离出的DNA片段才知道阿斯加德古菌的存在。令人惊讶的是,这些片段包含的基因以前被认为仅存在于真核生物中,而真核生物细胞具有细胞核和细胞器。比较DNA序列后发现,阿斯加德或其远古亲戚可能演化产生了真核生物。这个激进的想法会将生命从三种形成(古细菌,真核生物和细菌)减少到两种:细菌和古菌,而真核生物被简化为古菌的一个子集。但是鉴于证据不足,许多研究人员对此表示怀疑。

       日本研究小组通过在培养基中培养这种微生物,对其全基因组进行测序,并确认其携带真核基因。他们还发现,它似乎与某些细菌结合生长最好,并且形成了可能会吞噬细菌伴侣的短触角。如果是这样,那就可以解释阿斯加德如何获得成为线粒体这种细胞器的细菌伴侣。该研究小组的工作为二域假说提供了支持。

图7  科学家培养这种深海微生物(浅色)花了12年的时间(图片来源:Science官网)



专家点评:


黄力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任微生物所常务副所长、所长。现任中国微生物学会副理事长,Extremophiles执行编辑。从事古菌遗传机制、古菌病毒及大洋微生物研究。




       真核生物(包括植物、动物、原生生物和真菌)的起源是生命科学的最大谜题之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科学家Woese提出,地球上存在三种生命形式,分别是真核生物以及同为原核生物的细菌和古菌,它们由所有物种的共同祖先进化而来。根据目前比较流行的内共生假说,大约20亿年前,一种作为内共生体的α-变形菌纲细菌与一种作为宿主的古菌之间发生细胞结合,形成了最早的真核生物细胞,细菌细胞演化成为真核生物细胞中进行产能代谢的细胞器——线粒体。

       多年来,为了找到真核生物的古菌宿主,许多学者致力于发现新的古菌类群并对它们进行系统发育学分析。2015年,荷兰科学家Ettema领导的团队从北冰洋洛基城堡热液区附近的沉积物样品中分离DNA,测序后组装出一种叫做洛基古菌的基因组。他们发现,在系统发育学关系上,洛基古菌比其他已知古菌更为接近真核生物。先前已经知道,古菌编码一些真核生物所特有的蛋白质,即真核生物标签蛋白(Eukaryotic signature proteins, ESPs)。令人惊讶的是,洛基古菌中的ESPs特别多,竟然有100多个!在随后的几年中,他们又发现了多个与洛基古菌属于同一进化分支的古菌的基因组,这些古菌与洛基古菌合在一起,统称为阿斯加德古菌。由于有了多个成员,阿斯加德古菌拥有了更多的ESPs, 这就为了解真核生物的祖先提供了更多的线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阿斯加德古菌的ESPs在真核生物中的同源蛋白参与膜运输、细胞骨架形成等复杂的膜重塑和细胞形态建成等过程,提示真核生物的古菌宿主已经具备了实现真核生物细胞复杂性的一些关键蛋白。不过,由于阿斯加德古菌不能在实验室培养,对于其特点的认识相对局限,而且多属于推测,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日本科学家Imachi等成功分离得到第一株阿斯加德古菌的消息一经传出,便立即引起学界的巨大轰动,有人甚至将这项工作比作微生物生态学领域的登月事件。

       令人赞叹的是,在这一卓越成就的背后,日本科学家十多年来坚持不懈的努力。他们从日本南海海槽2 533米深的海底冷泉处采集沉积物样品,利用常见的厨用海绵块吸附沉积物,将海绵块串联,放置在一个管状容器中,充入甲烷气体,让海水慢慢流经海绵串。这个模拟海底冷泉的连续培养装置运行了五年多时间,用掉了4 000升海水!随后,取上述装置中的富集培养物,接种至试管中,又进行了长达七年的静置培养,其间包括多次传代和培养基优化,最终才获得纯化的培养物。这个培养物并非仅含单一菌株,而是含相互依存的两种菌,分别为阿斯加德古菌Candidatus Prometheoarchaeum syntrophicum菌株MK-D1和产甲烷菌Methanogenium。阿斯加德培养物的获得不仅证实了先前根据环境DNA样品分析作出的关于阿斯加德古菌的一些推测,还为揭示真核生物祖先的细胞生物学和生理学特点创造了条件,因此,在真核生物起源的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MK-D1为厌氧菌,生长极为缓慢,可通过与产甲烷菌协作降解氨基酸。在电镜下,MK-D1细胞呈球状,极其微小(直径约为550 nm),表面有长短不一且分叉的突触。他们推测,这种突触可能帮助NK-D1与细菌细胞结合。

       尽管日本科学家的这项成就有力地支持了阿斯加德古菌是真核生物祖先的假说,但真核生物的起源问题依然远未解决。一方面,支持该假说的学者还需要寻找比阿斯加德更为接近真核生物祖先的古菌;另一方面,以法国人Forterre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则从根本上质疑这一假说,认为阿斯加德古菌既不像也不可能是真核生物的祖先。看来,只有找到并解析更多目前尚未发现的古菌,才有可能揭开真核生物起源的奥秘。

       近年来,我国在古菌系统发育学研究中不断取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研究成果。我国学者对多种特殊环境样品中的微生物进行了大规模元基因组测序和基因组组装,揭示了多个古菌新类群,包括阿斯加德古菌的新成员,并对这些古菌的代谢特点及生态功能进行了研究。相比之下,我国在古菌分离培养方面的投入尚显不足。不过,面对日益增多且知其存在但未能培养的古菌类群,我国学者已经意识到开展微生物分离培养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日本学者的近期成果更是在这方面起到了促进作用。未培养古菌,乃至所有未培养微生物的分离培养极具挑战,需要研究者具备好奇心、想象力和耐心,更需要包括科学评价体系在内的科学文化的鼓励和支持。但是,就像日本人的新发现所显示的那样,这项工作一旦有所突破,就有可能给我们带来关于物种起源与进化以及微生物在地球生态系统中作用的崭新认识。

8 囊性纤维化新药获批

       2019年10月,科学家庆祝基因药物的里程碑成果:FDA批准了对大多数囊性纤维化(Cystic Fibrosis, CF)病例有效的治疗方法。

       这种被称为Trikafta的三药组合治疗可以纠正肺部疾病中最常见的突变。Trikafta可以帮助CF患者从进行性疾病转变为更易于控制的慢性疾病。自从CF基因囊性纤维化跨膜电导调节因子(cystic fibrosis transmembrane conductance regulator, CFTR)被发现以来,Trikafta是研究30年的产物。

       囊性纤维化是一种罕见的、进行性的、危及生命的疾病,其结果是在肺部、消化道和身体其他部位形成厚粘液。它会导致严重的呼吸和消化问题以及其他并发症,如感染和糖尿病。囊性纤维化是由CFTR基因突变带来的缺陷蛋白引起的,已知的CFTR基因突变约有2 000个,但其中最常见是F508del突变(图8)。

       Trikafta以Vertex Pharmaceuticals公司生产的其他CF药物为基础,这些药物针对CFTR蛋白中的不同缺陷,例如第一个药物Kalydeco,它靶向的是一种名为G551D的罕见突变,还有一种药物:Vertex(也组合了Kalydeco),它修复另一种突变:F508del,该突变错误折叠了CFTR,并阻止了其到达细胞表面。但是事实证明,这两种药物不如预期。

       Trikafta在混合物中添加了第三种药物,增强了该策略的有效性。三重组合针对携带至少一份F508del的CF患者,可帮助CFTR到达细胞膜。在临床试验中,该药物使肺活量增加了10%至15%,并使CF并发症减缓出现。

图8  CFTR蛋白(绿色)的模型,在细胞表面存在囊性纤维化缺陷(图片来源:Science官网)



专家点评:


唐潇潇  广州医科大学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广州呼吸健康研究院教授、肺纤维化方向学术带头人、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囊性纤维化、肺纤维化等呼吸疾病发病机制与治疗策略、呼吸道宿主防御机制,取得一系列国际瞩目的原创性科研成果,代表性研究成果发表在Nature(2012,2019)、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2016)、Science(2016)等国际顶级学术期刊。




      CF是由于编码CFTR的基因突变,导致CFTR蛋白缺陷或缺失引起的致死性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疾病,常见于白种人。CFTR是一个阴离子通道,其功能异常会导致水、氯离子等电解质平衡失调。CF主要表现为外分泌腺的功能紊乱、粘液腺增生、分泌液粘稠、汗液中氯化钠含量增高,最早观察到这个疾病是发现儿童的汗液发咸(kids taste salty when kissed)。目前已知的CFTR基因突变至少有2000多种,其中高加索人CF患者最常见的突变是F508del(CFTR等位基因508位苯丙氨酸缺失突变,近90%的患者至少有一个F508del CFTR拷贝突变)。CF患者可能有呼吸道、消化道、生殖道等多种器官功能障碍及并发症,但反复的慢性呼吸道感染和呼吸功能衰竭是其致死的主要原因。

       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针对CF内在病因的治疗药物,传统方法只是针对临床症状的治疗(例如通过抗菌药物控制呼吸道感染),直到CFTR基因突变的发现,治疗目标才从对症治疗转向纠正CFTR蛋白的结构和功能异常等方面。2012年10月,第一个靶向治疗CF的个性化药物出现。Vertex制药公司的 Kalydeco(通用名:Ivacaftor,即VX-770)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批准,用于治疗CFTR基因发生了G551D突变(该突变影响美国约4%的CF患者,其CFTR离子通道不能正常开放)的年龄6岁及以上的CF患者。Kalydeco是一种CFTR增效剂(CFTR potentiator),可延长CFTR通道在细胞表面的开放时间,增强CFTR蛋白在细胞表面的功能,在作用机制上是第一个直接针对CF患者基因缺陷的治疗药物,而不是常规的对症治疗药物,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后续Kalydeco又进一步扩大了适应症(针对更多的基因突变靶点,并扩大了年龄适用范围),但并不能治疗CF患者中最常见的F508del基因突变(该突变造成CFTR的错误折叠以及加工和运输缺陷,阻止其到达细胞表面)。因此,2015年7月,美国FDA批准了Vertex第二个治疗CF的复方药物Orkambi(ivacaftor/lumacaftor)上市。Lumacaftor的作用机制与Ivacaftor不同,它是一种CFTR纠正剂(CFTR corrector),可以纠正F508del基因突变引起的CFTR转运缺陷,增加细胞表面成熟蛋白的数量。这是一个在Kalydeco的基础上开发的复方药物,用于治疗6岁及以上CFTR基因 F508del 纯合突变的CF患者。

       靶向不同类型CFTR基因突变的治疗为CF的治疗带来了个性化的改变。为进一步扩大治疗人群,Vertex又推出了“三药复合”配方。2019年10月,美国FDA批准Trikafta(elexacaftor/ivacaftor/tezacaftor)——首个治疗最常见囊性纤维化突变患者的三联疗法,用于治疗12岁及以上且至少携带一个F508del基因突变的CF患者(约占CF患者的90%),成为目前CF群体中数目最庞大的突变患者的治疗药物。Trikafta由三种有效成分构成,其中Elexacaftor和Tezacaftor是新一代CFTR蛋白矫正剂,可恢复携带F508del突变的CFTR蛋白的功能,促进CFTR的加工和转运,增加细胞表面CFTR的数量,Ivacaftor则可以通过延长细胞表面CFTR通道的开放时间来增强缺陷型CFTR蛋白的功能。在临床试验中,Trikafta使肺活量(检测标准为一秒用力呼气容积占预计值的百分比,ppFEV1) 增加了10%~15%(这是个很显著的改善,患者从濒临死亡到基本可以正常生活),并减轻或延缓CF并发症的出现。

       Trikafta三药组合被Science评为2019年十大科学突破,其重大意义在于它可以纠正CF中最常见的突变,将治疗范围扩大到约90%的CF患者(此前针对缺陷蛋白的治疗方法只对少数患者有效),而且可将CF从进行性疾病转变为更易于控制的慢性疾病。然而,仍有约10%的白人CF患者无针对性的药物可治(这还不包括中国等亚洲国家的CF患者,其临床表现和基因突变位点与白种人不尽相同)。此外,现有的药物并不能完全恢复患者的肺功能或消除其炎症和感染。对于CF导致的一些并发症,也需要其他辅助的药物治疗,例如,CF患者常感染绿脓杆菌,FDA批准了雾化吸入妥布霉素(Tobramycin)和氨曲南(Aztreonam)用于治疗CF患者的绿脓杆菌感染及改善其呼吸道症状。虽然Trikafta三联疗法对大部分CF患者是一个重大福音,美中不足的是,Trikafta价格昂贵,每年治疗费用超过30万美元,而且大概率必须终身服药。因此,未来还需要开发其他新的治疗方法及药物。而联合用药能从多个方面改善缺陷CFTR的功能,给患者带来的健康改善远大于单一药物的作用效果,因此这也将是未来CF药物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9 抗击埃博拉病毒

       1976年,从刚果民主共和国(DRC,当时称为扎伊尔)的雨林中出现了一种新病毒。它在Yambuku村杀害了280人后就消失了。后来,它只是偶尔出现,却造成毁灭性的影响(图9)。从那以后,这种取自附近一条河流的病毒的名字就成了致命的、无法治愈感染的代名词——埃博拉。2019年,情况开始好转。

       埃博拉病毒威胁出现40多年后,世界终于为应对这种病毒做好了更好的准备。2019年8月,埃博拉病毒的共同发现者:刚果国家生物医学研究所所长Jean-Jacques Muyemub Tamfum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今天,我们翻开了新的篇章。从现在开始,我们将不再说埃博拉是无法治愈的。这一进步将在未来帮助拯救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图9  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埃博拉疫情时,一名医务人员穿上防护装备(图片来源:Science官网)



专家点评:


岑山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药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重大和新发病原病毒学基础研究和抗病毒药物应用研究。主持了新药创制重大专项、传染病重大专项、97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20余项国内外课题。发表学术论文近170篇,授权中国及国际专利20余项。




       埃博拉病毒(Ebola virus)是一种能引起人类和灵长类动物产生病毒性出血热的烈性传染病病原体,因其极高的致死率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对人类危害最严重的病毒之一。自1976年被首次发现以来,埃博拉病毒病在非洲地区频繁爆发。2014年的西非疫情造成1.13万人丧生,由于病毒自身的强致病性和易发生遗传变异等特点,且随着全球人口流动性的增加以及埃博拉病毒超级传播者的出现,该病毒已经成为全人类潜在的健康威胁。

       过去长达40多年,中面对愈加频发的埃博拉病毒疫情,人们一直没有找到真正有效的特异性治疗药物,而以对症支持为主的治疗方案并不能有效降低病亡率。2019年,在刚果历史上最致命的埃博拉疫情中,科学家们最终发现了两种能够显著降低病死率的药物:mAb114和REGN-EB3。这一研究成果有望改写埃博拉无药可治的历史,解决埃博拉出血热治疗难题,极大提升了人们对这一重大病毒性传染病的防控能力,因此被Science评选为2019年十大科学突破之一。

       mAb114和REGN-EB3均为单克隆抗体药物,分别由Ridgeback和Regeneron两家公司研发。mAb114分离自早年埃博拉疫情幸存者,该抗体可以结合埃博拉病毒糖蛋白中受体结合区的高度保守区域,从而使得病毒逃逸突变的可能性较低。REGN-EB3则是产自人源化免疫系统小鼠,由特异性针对埃博拉病毒糖蛋白三个不同区域的三种单抗混合而成。2018年11月,国际研究联合组织(PALM)开展了一项埃博拉病毒病治疗的随机对照试验,患者分别接受了REGN-EB3、mAb114、抗体鸡尾酒ZMapp和小分子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Remdesivir)的治疗。结果显示,REGN-EB3和mAb114治疗的患者生存率分别为71%和66%,而另外两种药物仅为50%左右。特别是当病毒载量较低时,REGN-EB3和mAb114的治疗生存率可高达90%,提示我们埃博拉病毒感染者早诊断早治疗的重要性。相较于本次疫情超过75%的病死率,这两种单抗药物治疗可以显著地提高患者的生存机率。同时,这一成果还有助于改善疫区居民长期以来对医疗技术和医护人员不信任的局面,促进感染者尽早寻求治疗,从而进一步提高治愈率并降低传播率。

       随着埃博拉疫情的日趋严峻,我国积极开展抗埃博拉药物的研发。201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宣布开发中国首例治疗埃博拉的小分子药物Jk-05。Jk-05可选择性地抑制埃博拉病毒的RNA聚合酶,在细胞和动物水平上均证实具有抗埃博拉病毒活性,已获批为紧急情况下的军需特殊药物。中国军科院和北京天广实公司利用ZMapp专利信息,复制该药的活性部分并改进表达系统,实现治疗性嵌合抗体药物MIL-77的大规模生产。尽管国内这两种实验性药物尚未完成完整的临床实验评价,并且存在相关药物研发原创性不足等问题,但这些工作仍极大推动了我国抗埃博拉病毒药物的研发进展。

       尽管上述抗体药物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前景,但抗埃博拉病毒药物研发仍然存在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首先,药物药效仍需提高,特别是针对感染晚期病例。埃博拉病毒可以穿过血脑屏障引起严重的神经系统疾病,而上述抗体药物则难以穿过,因此仍需探索单抗药物与可以靶向脑内埃博拉病毒药物相结合的治疗方法。其次,针对病程早期和晚期阶段,如何通过优化组合药物联合治疗方案从而提高治疗效果。此外,单抗治疗是否有助于清除可能导致后期复发的残存病毒问题也值得进一步研究。考虑到单抗药物生产和应用中存在的成本和便捷性等问题,研发高效的抗埃博拉病毒小分子药物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10 人工智能在多角色游戏中获胜

        2019年7月,由Facebook与卡内基梅隆大学合作开发的一款新型人工智能系统Pluribus扑克机器人,在6人无限制德州扑克比赛中击败了15名顶尖选手,其中包括多位世界冠军(图10)。这是AI首次在超过两人的复杂对局中击败人类顶级玩家。Pluribus通过自我博弈的方式从零开始进行训练,最终达到超越人类的水平。

图10  人工智能AI)在多玩家扑克游戏中战胜顶级人类玩家(图片来源:Science官网)



专家点评:


王飞跃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复杂系统管理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主要研究复杂系统、智能控制、智能机器人、无人驾驶等领域,先后当选IEEE、INCOSE、IFAC、ASME和AAAS等国际学术组织的Fellow。主持完成多项国家重大项目,并应用于城市交通、工业生产、社会与国防安全领域。曾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IEEE SMC诺伯特·维纳奖。




       人工智能(AI)创立之初,AI游戏一直是其主要研究内容之一。2016年AlphaGo战胜人类围棋大师,是AI历史上的里程碑事件,有力地推动了AI技术的迅速普及和深入发展。2019年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团队开发的AI系统Pluribus在六人桌无限制的德州扑克比赛中, 分别以单机对五人和五机对单人的方式,击败十五名世界顶级专业选手,突破了过去AI仅能在国际象棋等二人游戏中战胜人类的局限,成为机器在游戏中战胜人类的又一个里程碑性工作,被Science评选为当年的十大科学突破之一。

       为什么Pluribus被如此关注,还被视为AI领域的重大突破?近几年AI研究者在不同的复杂游戏博弈中都取得了重要突破,比如围棋、二人扑克、星际争霸2和Dota2等等。然而,这些游戏绝大多数被限制在二人玩家的零和博弈与完备信息框架之内。尽管基于化学AI策略在Dota2 Five和Quake III等多玩家游戏博弈问题上已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但6玩家的德州扑克问题对于AI来说依然是最有挑战性的问题。主要原因如下:

       (1) 必须处理不完备信息,玩家需要在不知道对手策略和资源的情况下决策,需要在不同子博弈之间寻找平衡;

       (2) 很难达到纳什均衡,纳什均衡的复杂度随着玩家数量的增加而指数性增加,在算力上几乎不可能实现;

       (3) 需要使用诈唬等心理技巧,真实比赛中需要有效推理隐含信息、寻找让对手无法预测的策略,懂得诈唬技巧是成功的关键之一。

       在不使用任何先验信息的前提下,Pluribus从头开始学习,以自玩的模式训练、推理、积累,进而获取并提高博弈技巧。在单机同时对抗五位全球顶尖高手的比赛中,一万手回合中战胜了13位人类专业大师;在五机同时对抗一位人类高手的比赛中,分别在5000手回合中战胜了二位世界冠军,取得“超人Superman”般的胜利。这是AI技术的重大突破,为此卡内基梅隆大学团队付出了十余年的心血和努力,不但为多玩家场景下的博弈和电竞做出了重大贡献,更为AI在商务决策、企业管理和军事指控等重要领域的实际应用提供了技术支撑。

       与其他的AI博弈技术不同,Pluribus具有诈唬(bluffer)的能力。专业玩家在比赛后承认,在抵制机器的行动中遇到麻烦。Pluribus是个“怪兽级”的欺骗者,而且大多数情况下它的欺骗手段是非常高效的,这是为何Pluribus难被击败的原因。尤其特别的是,尽管在很多情况下玩家明知道它在使用欺骗手段,在与之对战时还是感受到了巨大压力。在算法和玩家的共同训练下,Pluribus不但让人类难以琢磨,而且常常“大胆”地以玩家忌讳的“驴赌Donk Betting”取胜。Pluribus不但没有采用任何人类玩家策略或先验信息,还会生成很多人类不常采用或者认为是错误的策略,比如Donk Bet,就是一种被玩家看作是没有战略意义的弱势举动。顶尖玩家认为,这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人们对传统策略的看法,影响职业玩家。现在,人类必须向机器学习

       这些结果对研究人类社会认知能力和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例如,研究结果为量化精准地研究个体中瞬态认知的Miller数和群体中长期认知的Dunbar数提供了新方法,更为设计并计算人类心理负担和脑力劳动强度等难以共识的指标提供了可能途径。最重要的是,这为针对不定、多样、复杂情况下的知识工作自动化提供了技术支持,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对企业管理智能化、财务智能化、法务智能化等至关重要,必将在智能产业中发挥核心关键作用。

       目前,我国在游戏领域取得的成就主要集中在1v1的视频游戏领域。例如,中科院自动化所团队设计开发的CES Bot在2018年的第八届AIIDE星际争霸AI挑战赛以87.11%的胜率取得大赛季军。星际争霸游戏考察的是多智能体协同合作的能力。腾讯AI Lab利用深度化学在王者荣耀1v1游戏虚拟环境中构建“绝悟”AI,开发高扩展、低耦合的强化训练系统,使得AI能够完成进攻、诱导、防御、欺骗和技能连招释放的能力。不同于星际RTS实时策略研究agent之间的协作策略,“绝悟”AI更关注agent动作的复杂控制,此类MOBA 1v1游戏的复杂性来自其机制及巨大的动作和状态空间。2016年,基于游戏的ViZDoom AI竞赛诞生,作为第一人称FPS类游戏,该比赛首先搜索输入像素级视觉信息,直接输出AI控制策略的化学算法。清华大学TSAIL与腾讯AI Lab合作,获得2018年比赛的初赛和决赛冠军。FPS类游戏考察的是智能体对于环境感知与定位的能力。总体而言,我国目前对于多玩家场景的发展速度还比较慢,在进一步的研究中。

       真实世界中大部分策略交互问题都包含隐藏信息,一般超过两名参与者。因此,对于复杂场景下信息不完备、多玩家参与博弈问题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Pluribus的相关技术可以应用到战争防卫、防止诈骗、信息安全以及包含多智能体或者隐藏信息等交流有限、参与者之间有作弊行为的诸多领域。Pluribus相关团队获得美国军方长期的大力支持,就是一个佐证。显然,对AI游戏的研究意义远不止游戏本身,对于游戏的研究可以打通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藩篱,利用虚拟世界中的计算实验完成现实世界中无法完成的测试AI游戏可以作为解决现实问题的低成本高性能试验场,进而构建与真实系统交互的人工甚至数字孪生系统,最终形成虚实互动的平行智能系统,无论是在国防军事还是社会经济领域,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来源:中国科学基金


编辑:种   瑞

审核:李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