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告诉徐杰，他可以凭自己的脸刷开楼栋的单元门。

在今年4月搬家前，徐杰租住在上海一个1980年代末建成的老小区里。小区名叫寿山坊，毗邻上海南站。像散布在这座巨型城市的许多居民区一样，寿山坊是封闭式的，小区正门出入口有刷卡的人行道闸，不过早已故障，闸口常开。

刚入住寿山坊时，徐杰随身带两把钥匙，一把用来开自己的防盗门，一把用来开单元楼的铁门。第二把钥匙从去年9月开始被智能门禁卡代替——寿山坊小区更换了所有单元楼的门禁设备，并要求业主、租户和其他外来人员在指定时间到居委会会议室登记信息、办理新卡。

新的对讲系统还直接绑定住户的手机号码。这样一来，住户远程通过手机应答对讲，就可以打开单元门。智能门禁安装一段时间后，徐杰已经习惯了手机开单元门的方式，他觉得这样更方便，不用带门禁卡。

直到有一次回家，他像往常一样走到单元门口，没等按下门铃，“滴”的一声，门锁就自动打开了。徐杰发现，在新的智能门禁设备上，附有一块手机大小的彩色电子屏。每当有人走近单元门，屏幕就会亮起，显示摄像头拍到的动态影像，影像中的人脸会被框出。试验了几次之后，徐杰确定，自己就是靠“刷脸”打开了这扇铁门。

“当时第一反应是惊吓，因为根本不知道这个门禁有人脸识别的功能。”徐杰告诉《第一财经》YiMagazine，自己的确收到过一份告知书，通过这张居委会、业委会和物业公司三方共同落款的A4纸，他知晓自己要去办一张门禁卡，也得知办卡的时间、地点和需要准备的材料，可告知书通篇都没有提及人脸识别，更没人提醒他会被采集人脸信息。

徐杰回忆起，去居委会办卡的当天，除了携带身份证、录入手机号码，自己还被要求端坐在一个类似机场安检的摄像头前，拍摄了照片。应该就是在那个时候，他的面部信息被采集了。

基本在同一段时期，附近的几个小区也完成了类似的改造。它们都由政府部门出资，主要工程就是在社区、酒店、商业地产等出入口增加带有人脸识别（或车牌识别）功能的摄像头和门禁，并与公安部门的后台联网。

在公开报道和可以查询到的政府文件中，与此相关的名词很多，比如“神经元”“微卡口”“智慧社区”“智慧城市”“雪亮工程”等。它们有的是区县级别的项目，有的是整个城市的规划目标，有的是全国公安系统的重点工程。但可以明确的是，“人脸识别”作为这些概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在广泛、快速地进入中国城市的社区。

人脸识别技术在使用和信息采集过程中，天然地容易引发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担忧。这也使得这一技术进入社区时，不可避免地引发争议和拉锯。另一方面，通过观察人脸识别进入小区的故事，也可以借机考察社区——这一中国城市的毛细血管——的治理和决策结构。

陈林反对人脸识别进入他所在的圣莫尼卡小区。今年7月，他和徐杰一样，收到了一份告知书，落款同样是居委会、小区业委会以及物业公司。不过这份告知书中清楚写明，准备采集包括业主和租客在内的每一个居民的人脸头像信息，用于完善小区人脸识别门禁系统的数据。

陈林的第一反应是扔掉这张纸，因为上面没有盖章，他以为是假的。后来在微信群里，社区民警确认了这是真的，并且重新张贴了盖章的告知书。陈林很快在群里表达反对，他认为，采集居民的人脸信息，以及更换安防系统这样的事务，应该事先征得业主讨论同意，而告知书上带有强制意味的通知口吻，让他觉得不舒服。

圣莫尼卡小区规模不大，只有三个楼栋、两百多户住户。对于采集人脸信息是强制还是自愿的问题，除了陈林，至少有十多位业主通过电话和社区的微信群表达担忧：面部信息的采集方是谁？数据由谁保管？安全如何保障？在陈林看来，人脸识别可以带来的便利，不值得他冒过多与之不相匹配的风险。人脸生物识别信息不像普通的密码，它具有唯一性，一旦泄露或被窃取，造成的后果是不可逆的。

反对的业主们找到居委会，希望可以召开一次业主大会，由负责人在会上把设备和技术相关的问题介绍清楚，“居民有哪些担心，可以在会上提出来。”但居委会没有同意。业主们又联系业委会，可是小区的业委会平日里并没有什么存在感，即使在业主微信群里被业主@，他们也几乎没有发声。

按照丰翔社区居委会给《第一财经》YiMagazine的回复，圣莫尼卡小区的人脸识别门禁等安防系统，是居委会和街道从试点指标中争取到的，是出于善意，旨在提升小区的安全管理，改善居民体验。由于不需要小区出资，所以也不需要经过业主大会通过。

在圣莫尼卡小区的业主微信群里，一位业主说：“我们应该也有法律赋予的拒绝‘善意’的权利。至少应该按照流程讨论它。”

居民也曾向丰翔社区居委会询问，有没有刷脸以外的选择。得到的答复是：刷身份证。陈林觉得有些荒唐，回自己的家，为什么一定要刷脸或者刷身份证才可以？后来，居委会又回复说，也可以像过去一样，用手机门禁。

总结下来，圣莫卡小区的业主诉求主要是两点：对技术本身安全性的担忧，以及对社区决策流程的不满。

陈林后来回忆起来，大约在一年前，社区居委通知业主，将在小区门口安装人脸识别门禁。当时居委会的解释是，安装这一设备是响应上海市智慧城市建设的文件要求，圣莫尼卡小区只是先行了一步，最终全市范围内所有小区都会覆盖。不过居委会并没有提供文本，而是让业主自己去网上搜索。

丰翔社区居委会所指的，是上海市政府在2016年发布的一份规划文件。这份《上海市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十三五”规划》更多是纲领性的阐述，文中的确提到智慧社区建设“应遵循‘标杆示范、逐步推广、全面覆盖’的原则”。

更具体的指标来自公安部门和街道层面。根据《上海智慧公安建设五年规划》，2018至2020年，上海各区每年在各街道完成不少于1／3的智能感知设备安装。2019年上半年，所有封闭式住宅小区全部完成“基础版”智能安防建设。

实际操作中，在酒店等出入口，以“微卡口”为名的安防系统升级已经是强制规定。每一个酒店的出入口区域，都需要按照规定自费安装人脸识别的摄像系统，并且直接连接公安系统。此外，新建的小区和物业也已经全面铺开。而在已有居民社区，推广则采用试点和征得同意的方式，并没有完全强制的规定。

“目前上海许多年龄较长的老旧小区都在逐步改造，多为政府部门出资。”岑红福告诉《第一财经》YiMagazine。他是一家名为携同科技的弱电工程服务商的工程总监，从事智能化工程行业已有二十余年。

岑红福刚组织完成的一个项目，情况和圣莫尼卡小区正好相反。小区业主自己推动，用自己的业主维修基金，为社区装上了包含人脸识别在内的一整套智能安防系统。

这个上海虹桥河滨花园的项目，工程总价约为150万元，包括126个摄像头、12个高空抛物摄像机、511户智能楼宇入户可视对讲和出入口的人脸识别门禁、车牌抓拍等。 

这一造价不菲的项目能够顺利推行的原因有很多。虹桥河滨花园是一个建成16年、定位颇高的社区。但像中国的大多数小区一样，十几年来，物业费没有变动，各项成本却普遍提升，结果就是物业服务水平下降。这就造成前一届业委会和物业之间矛盾频发，物业一直无法说服业委会动用维修基金，只能使用广告等公益性收入投入日常的管理维护。最后，矛盾的焦点之一，就是老旧的安防系统——那些早已瘫痪的摄像头——无法阻止小区里逐渐出现的偷盗和高空抛物问题。

2017年，经过一轮业主大会重新选拔物业的流程（其中包含争吵甚至肢体冲突），等到新的业委会上任时，面对的是小区较为破败的设施环境、多年积攒下来的充裕的维修基金，以及想要改善社区硬件条件的迫切民意。

张烨石是新当选业委会的副主任，他的本职工作是律师，他知道推动这样的工程，首先就是要规避风险，减少负面效应。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决定权交给所有业主，让他们投票。

每年年底，虹桥河滨花园业委会会在业主群里组织讨论，让大家选出下一年度排序靠前的小区改造项目是什么。业主票选出优先级最高的工程，业委会再去推进。招标、品牌、方案的选择，也都是经由微信群或者是业主大会，征求多数业主的意见。头一年的改善工程，业委会选择了简单，也比较“得民心”的工程，比如改善入口处的流水景观，紧接着就是安防系统更新。

携同科技在改造项目当中通常扮演的角色是，参与投标、设计智能化方案、从厂商那里采购设备，以及布线、安装、系统平台的搭建，提供后期运维服务等。除了小区项目，携同科技还会承接一些酒店、商场、仓库和政府部门的项目。 

据《第一财经》YiMagazine了解，相比之下，公共场所（比如道路、人行道）的项目，大都是由电信运营商负责，因为相比于摄像头的硬件安装，此类工程最大的工作量在于前期准备，比如接入光缆，而这部分业务本来就由电信运营商负责。

在上海这样规则严格的城市，携同科技这样的工程方其实选择空间不大。按照上海市新的地方标准，智能安防改造项目所用产品的型号、施工流程等都有明确规定。比如包含人脸识别功能的智能摄像头，在实际操作中，小区大都会选择海康威视、大华等国内一线品牌的特定型号。

以上海地方标准完成项目的话，费用会更高，仅仅是前端的监控设备价格就会贵上30%左右，如果后端再上传到可以和公安系统联通的平台，还会增加数万元的成本。

在岑红福看来，配备智能化安防系统已经成为内地城市不可逆的一股风潮，这其中既有政府的推动，也有小区居民自身的诉求。中国的商品房小区发展了二十余年，许多建成时条件十分不错的小区，硬件设备都已经进入更新换代的周期。按照岑红福的说法，在他接触的小区中，大多数居民对安全的需求，大于对隐私的担忧。

相比之下，国外同行想要在海外实行同样的项目，遭遇的阻力会大得多，即使在公共道路上安装普通摄像头，也会遭遇周围居民的质疑：是否有必要？某种程度上，这也使得原本强势的海外公司，在智能安防技术方面逐渐落后于中国本土公司。

对于携同科技来说，成本的问题可以靠公司的施工经验和技术能力解决，做小区的安防生意，最难的还是和居民沟通。一个小区几百上千户居民，众口难调，每个人的需求都可能不一样。比如楼寓入户对讲的安装，因为要到每一户居民家中安装对讲设备，上一户的安装耽误了几分钟，施工队就可能无法在约定时间赶到下一户家里，并招来不满。与携同科技一起竞标虹桥河滨花园的公司中，就有因此退出的。携同科技因为有自己专业的施工和技术团队，才能负担这类细碎而富有挑战性的工作。

因为业委会前期与居民充分沟通，人脸识别进入虹桥河滨花园小区的过程中没有太多反对的声音。也有像陈林一样顾虑到隐私安全的业主，不愿意自己的人脸信息被采集。业委会与竞标方一起商议了解决方案，让供应商在原有的人脸识别门禁上，增加刷卡和手机NFC的功能，让业主选择。

今年7月，整个系统正式启用。张烨石收到不少来自居民的反馈，称赞人脸识别门禁很方便，从菜市场双手提着菜回来时也可以轻松进到楼里。携同科技的施工也得到认可，甚至从部分业主那里获得了新的生意机会。这个小区的改善工程也被所在街道和区视为社区自治的一个范本。

值得一提的是，和寿山坊不一样，虹桥河滨花园的人脸识别系统并没有对接公安系统的网络，数据直接保留在小区物业的后台服务器中。并且，租户没有被包含在虹桥河滨花园人脸信息采集的对象当中，他们只能刷卡进入小区。在搬走时，租户需将门禁卡交还房东或者租房平台。“他们的流动性比较大，我们很多时候并不知道租户什么时候搬离了小区。”张烨石说，“如果业主卖掉房子，我们就会把他们的数据删除。”

当然，虹桥河滨花园这样能自费更新设施的小区，在上海，甚至在全国都属少见，大多数小区，即使是政府主动推广，也会面临成本问题。

一旦需要动用小区业主的资金，根据现行法规，必须经过小区业委会的同意，业委会也必须将此事明示所有业主。如果物业维修资金不足，或者是业委会没有能力说服业主动用该款项的小区，会找来愿意免费提供和安装设备的商家。后者当然需要利益交换——可能是设备上附加一块广告屏，也可能是使用过程必须安装某个可以收集用户数据的App。上海的另一个小区罗马花园的业主，就曾因为这一问题反对在小区安装人脸识别装置，他们的要求之一是：首先把账算清。

在外人眼中，这是一个有争议的设备能否进入小区的问题，而在社区内部，这个单一问题经常和社区治理的历史问题牵扯在一起。比如张烨石就在安装智能门禁时，碰到一位年长老人的强烈反对，对方对人脸识别并不反感，但不满业委会换掉老物业。张烨石不得不上门，先解开他这个心结，再让他同意安装。

其实在圣莫尼卡小区，业主反对刷脸系统的另一个原因也和系统本身无关。他们小区的地下车库与旁边的某开发商区域总部办公楼连成一体，但两者之间并没有门禁和视频监控。理论上，任何人都可以通过隔壁的办公楼进入小区地库，然后直接进入单元楼。小区业主本来就对这个安全漏洞不满，并反映多次。所以在反对人脸识别的同时也“旧事重提”，要求先解决这个问题，再谈人脸识别。

在开始采集人脸信息的前一天，陈林在电梯里看到了一张通知，上面写着：人脸信息采集工作暂时停止。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告诉《第一财经》YiMagazine，暂停的原因是“部分业主的强烈反对”。

某种程度上，人脸识别进入小区是一种测试，能测试出小区业主、业委会、物业、居委会、社区民警各方的日常互动关系。如果平时缺乏信任和沟通，那么人脸识别的敏感性只会放大；如果平时小区的议事规则运转顺畅，那么共识也更容易达成。当然，如果平时居民针对社区事务没有发言渠道和机制，那么人脸识别系统就会像其他政府指派的任务一样，在不经意间就进入社区生活。

在受到第一次的惊吓后，徐杰慢慢适应了新的开门方式，刷脸成了他开门方式的首选。与之相比，原本方便的拨手机模式，已经显得麻烦了。

在搬离寿山坊小区之前，徐杰想把那张和自己身份证绑定的门禁卡交给租房平台，可平台不收，于是他临走时把卡留给了小区门卫。在此之后的两周时间里，他还是会接到远程的门铃电话。再往后，估计是有新的租户入住了，他的手机不再收到这类来电。

不过他不知道，自己的脸还能不能打开那扇门。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徐杰、陈林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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