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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士无双

12月7日，美国财政部宣布，对14位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实施制裁。

理由是“涉及取消香港立法会议员资格一事。”

据报道，14名被制裁官员中，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丁仲礼。

几乎同一时间，#丁仲礼院士教做人#的话题在微博火了。

累积到现在，一共有785万阅读量。

话题来自柴静11年前对丁仲礼的一段采访。

在讨论“什么是公平的减排方案”时，柴静提出一连串“尖锐”的问题，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而丁院士的回答逻辑缜密，条理清晰，贡献了无数金句：

“难道中国人不是人？”、“科学家有主流吗？”、“地球用不着人类拯救。”

视频底下的评论，是这样的：

丁仲礼是谁？为何他能获得如此巨大的赞誉？这段采访和美国制裁他有什么关系？

今天，我们来重新认识这位“最会怼人”的科学家。

1957年，丁仲礼出生于绍兴嵊州的一个农村。

小时候，农村生活艰苦，他一边读书，一边做农活，锻炼出了坚韧不拔的品质。

高中毕业后，丁仲礼经历了两次高考。

1977年，第一次高考，他报了文科，过了录取线，但被体检出血压偏高，没有录取。

1978年，他读了徐迟写的《哥德巴赫猜想》，做了一个改变一生的决定：改报理科。

同年的高考再考，他被浙江大学地质系录取。

1982年，从浙江大学毕业的丁仲礼，考取了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硕士研究生。

丁仲礼 图片来源于中国科学院学部

他的老师，是中国著名的黄土专家——刘东生院士。

刘东生是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的学生。

地质学家刘东生

黄土研究能够反映出地球气候、地质变化的历史，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中国虽然有全世界最大的黄土高原——西北黄土高原，但国外学者一直把持着研究的话语权。

"我们国家的土地，凭什么让外国人说了算？"

在刘东生院士的带领下，丁仲礼一头扎进黄土的世界，一干就是20年。

黄土研究意味着常常要跑到野外，过程不仅孤独，还危险：

1986年，陕西省富县直罗镇，他遭遇一场突发车祸，被甩出了车外。

丁仲礼在医院里足足躺了3天，没能动弹。

1996年，陕西渭南，他在一个黄土陡坡上采集样品时，脚下一滑，从坡顶摔下去了将近100米。

这一次，颈椎骨折，他足足在医院躺了5个星期。

种种磨难并没有击倒丁仲礼，深耕黄土高原20年，他为中国的黄土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黄土高原的不同地区，观察和采集了25万年以来的45个黄土剖面。

 

丁仲礼和团队搜集了1.8万多个黄土样品为基础，建立了黄土高原260万年来的集成气候记录曲线，被地质领域的专家誉为“迄今为止最好的，最连续的陆相第四纪沉积气候变化记录。”

 

围绕第四纪的气候变化及其机制等问题，发表论文100余篇，SCI刊物引用800余次，部分成果被编入英美教科书。

此后，丁仲礼虽然离开了学术研究的领域，但心里对学术、对教育一直满腔热忱。

2014年，中科院研究生院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大学，丁仲礼任校长，同年招收第一批本科生。

图片来源于中国科学院大学微信公众号

当时外界有质疑，认为国科大没有必要招收本科生，按照传统培养研究生就行。

但丁仲礼的目标，始终是为国家培养顶尖的科研人才。

他认为，科研人才的培养，必须从本科抓起。

因此，为了不违背教育的初心，国科大一开始就提出“三不”：

不追捧高校排名，不参与名次竞争，不攀比高分考生。

图片来源于中国科学院大学

在学校的招生宣传会上，丁仲礼直截了当地告诉学生和家长：

“学校的本科肯定不会好混，要问问自己，是不是一个能静下心的人。”

“如果想做生意、想学金融、想考公务员，就不要报考这所学校。”

如今，国科大常常以精英、硬核的形象进入大众的视野，这和丁仲礼对国科大精神的塑造息息相关。

丁仲礼院士被公众知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柴静的那次采访。

当时，IPCC提出的主要方案是：

发达国家逐步减少碳排放，到2020年减排25%到40%，到2050年减排80%，对发展中国家不作限制。

表面上看，这个方案是发达国家主动做出表率。

就像他们一贯标榜的“重视环保问题“的形象。

丁仲礼从事地质研究，对全球气候变化有深刻的认识，他认为事情并不简单。

他让秘书收集数据，计算分析后发现：

这个方案对发展中国家非常不公平，而且暗藏陷阱。

哥本哈根大会前，丁仲礼到西藏进行野外考察。

一天晚上考察结束后，他在澜沧江边喝着小酒吹着风，突然接到一位中央领导的电话，与他讨论减排问题。

趁着酒劲，丁仲礼对领导说：

“如果签了这个协议的话，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遥遥无期！”

不久，丁仲礼作为中国代表团的科学顾问，在气候大会上发言。

丁仲礼提出的质疑主要有两点。

首先，会上提出的减能目标，看似对发展中国家有利。

实际上，把总的排碳量比作蛋糕，等于发达国家要率先分走一块大蛋糕。

比如“八国集团”提出的目标，27个发达国家的11亿人口，先取走44%的蛋糕。

这意味着剩下的100多个发展中国家，55亿人，要分剩下56%的蛋糕。

其次，丁仲礼计算后得出，就算发达国家减排80%，他们的人均排碳量仍是发展中国家的2.3倍。

列举出方案的种种不公后，他说：

“如果这些方案成为国际协议的话，它们将成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不平等条约。

因为这将把目前已经形成的巨大贫富差异固定化，在道德上是邪恶的。”

此话一出，全场哗然，有的国家甚至谴责中国不愿为环保承担责任。

最终，发达国家提出的减排计划没有列入《哥本哈根协议》。

后来在接受柴静采访时，丁仲礼解释了为什么要争取排放权。

在他看来，排放权意味着国家的发展权，一个人的基本人权。

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更多的排放权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生活的改善、福利的增加、就业的稳定。

如果减排方案通过，发达国家的民众，生活水平仍然和过去差不多。

但发展中国家却要放慢发展，民众甚至要节衣缩食。这合理吗？

更离谱的是，碳排放指标不够了，还要向发达国家购买。

这不是协商，这是趁火打劫。

因此，当柴静在采访中问到，

中国是个人口大国，是不是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时，

丁仲礼略带愤怒地回答道：

“那么我问你了，中国人是不是人？"

"为什么同样的一个中国人，就应该少排？"

字字铿锵有力，句句掷地有声。

一句话揭穿了发达国家的阴谋:

以环保为名义，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对于这种不公平的分配制度，丁院士直言:

中国的人均排放量，完全有权利和发达国家一样多。

甚至发达国家人均碳排放多少，我们都有能力控制在他们的80%。

因为中国从来不逃避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

在这一点上，我们比很多发达国家都做得更好。

正是因为丁院士在十一年前的大声疾呼，激烈争辩，维护了国家的发展权利，也维护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发展权利。

我们应该为国家有这样的国士，感到欣慰、自豪。

在丁仲礼被列入美国制裁名单后，有网友表示：

“美国是用制裁告诉国人，谁才是中国的脊梁和骨干。”

丁仲礼，他就是那个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