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综合报道编辑｜郝洲

《财经》讯：美国当地时间12月20日，哈佛大学教授、著名中国研究专家傅高义（Ezra Feivel Vogel）因手术后恢复不佳，不幸在美国麻省剑桥当地一家医院去世，享年90岁。消息传出，在中美两国学界和政界均引发普遍性哀思。

据悉，傅高义教授因身体状况，于美国当地时间12月19日入院做手术，但手术效果低于预期。次日傅高义教授身体状况急转直下，最终不治而逝。

12月21日，傅高义教授生前的多名中美两国挚友已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了这一消息，并表达了哀悼之情。美国智库“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东亚项目主任史文（Michael D. Swaine）说：“我怀着巨大的悲痛告知各位朋友，研究中国和日本问题的知名学者、我们的导师、同事和朋友傅高义先生今天在剑桥奥本山医院离世。从我在哈佛大学读书时算起，傅高义先生就是我一生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所有认识他的人都会为他对晚辈的宽容和责任心而感动。两天前我还给傅高义发了邮件。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傅高义的离世）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因为他一直以来呼吁美国在面对中国时要有更理智和更平衡的考量。”

多位中国外交界和学界人士，亦对傅高义教授的意外离世表示哀悼。此前一个月刚刚和傅高义教授进行视频联线的《财经》杂志总编辑王波明对傅高义教授去世深表震惊，他说一大早接到另一位美国朋友包道格发来的信息，简直不敢相信，他和多位与傅高义教授有密切往来的中国朋友，均还记得11月份傅高义教授连线讨论中美关系未来如何改善的情景。

在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里，傅高义教授是各方面都比较尊重和认可的一位学者。他1930年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特拉华市一个犹太人家庭，1958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他在1967年至2000年间在哈佛大学任教，曾担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1993-1995年，他曾在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担任负责东亚事务的情报官。

傅高义精通日文，能说汉语，在西方作家中，他关于日本的著作，如《日本的新中产阶级》、《日本第一》，是史上最畅销的。傅高义也曾多年在中国香港研究广东及广州，他关于中国研究的主要著作《共产主义下的广州》、《先行一步》和《邓小平时代》已经在中国大陆出版。在大量的著作、论文和演讲中，傅高义始终以学者的冷静和理性，探究中美关系的历史和未来，并多次向中美两国决策者建言如何推进双边关系的合作与发展。

在特朗普执政的过去四年间，中美关系如履薄冰。傅高义教授曾多次联名美国国内关心东亚问题的前官员与学者发表公开信，反对美国与中国为敌。在拜登政府即将走马上任之际，已经90岁高龄的傅高义先生再次站出来，为一个更加健康的中美关系而振臂高呼。

2020年11月26日，傅高义教授应邀请在“《财经》年会2021：预测与战略”的开幕式上通过视频连线发表了主旨演讲，再次系统阐述了他对中美改善双边关系的观察与建议。他说：“我相信两个国家都希望有一个更加健康的中美关系。新冠疫情过去之后，我们的这些学者和学生应该有机会来继续共事，我们已经准备好这一点了，相信我们双方这些专家可以帮助推动中美关系。尤其对于商界和学术界来说，更要加强交流。”

以下是傅高义教授在“《财经》年会2021：预测与战略”上的演讲全文：

文｜傅高义

编辑｜郝洲

我非常高兴能够在波士顿的家里跟大家线上见面，抱歉没有办法亲自去参加今年的《财经》年会。我身处美国的东海岸，也是支持拜登的地方。我本人来自一个红色州，来自美国的中西部，我童年时代认识的大多数人还是支持特朗普的，稍后我会跟大家解释为什么直到现在美国还有很多人仍然支持特朗普，因为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这些学者想要理解国际关系的一个基础。

 现在美国逐步从一个以制造业为主的国家向一个服务型的国家转变，这种转变并不是很平稳。美国仍然生产很多的商品，但是需要的工人数量大量下降，这个转换做的并不是很好。我们现在发现，美国的不平等现象变得更加严重，而且人们会有更多的不安全感。

美国的创新也主要集中于东西海岸的两个区域，在美国中部这些小城镇上的人，这些铁锈带或者是红色州支持特朗普的人，更容易感受到不平等带来的影响，收入差距也逐渐扩大。其次，过去几年，我们赋予黑人和女性更多权利，尤其是那些可能受教育水平并不高、没有很好的职业水平和工作的，现在也会有更多的奖学金分配给这一群体，他们现在能够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这是特朗普（现象）的一个背景。在美国的新总统上任之后，特朗普现象也是需要大家继续考虑的问题。

除此之外，在美国有一个很不寻常的情况，现在有一位非常擅长获得公众注意力又不是很负责任的总统，就是特朗普。这个人完全是一个不合格的总统，但是他非常擅长吸引公众的眼光，非常擅长煽动公众的情绪，所以美国很多大众对他不满意，这些都是我们要探讨的这个主题的背景，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现在遇到了很大的问题。

美国最近确实表现得并不是很好，我们的经济没有取得快速发展，在中东、伊拉克和其他区域的优势并没有得到延续，这并不是值得我们骄傲的地方。中国恰恰开始在快速地发展，这也是美国没有预计到的、没有习惯而且是没有准备好的。所有这些变化，包括技术上的进步，让美国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分裂。

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们只有一个电视台，我们都阅读同样的一份报纸，但是现在有这么多不同的媒体渠道，包括电视、报纸、电子媒体和数字媒体，所以我们现在会听到很多不同的声音。这些新技术允许公众获得不同渠道的不同信息，我们也知道这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尤其是在特朗普这个备受争议的总统任职期间，在华盛顿和其他一些地方，人们很努力地能够保持过去的生活方式。我今年已经90岁了，我见过不同阶段的美国，我觉得美国应该有能力作出决策，当事情做得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快速地前进。

我相信在拜登背后应该会有很多的游说工作，很多人都很欢迎拜登，我想拜登当选之后可能会出现一些改进。他这种人会跟其他人都处得很好，如果把他比作班上的学生的话，他可能不是最聪明的学生，但是他是大家最喜欢的学生，和谁都相处得很好。我认为这种能力是非常必要的，因为美国现在需要疗伤，我们需要这种能够疗伤的总统。尽管有很多人不喜欢他当总统，但是如果沃伦或者是桑德斯当了总统的话，他们会更生气。

我们管拜登叫“人民的人”，他是一个非常正直、非常诚实的人。因为他在华盛顿当政客的时间非常长，他和很多人合作过，很多人都和他相处得非常愉快。这对中美关系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觉得可能不会突然变好，因为过去两年中美关系变得太差了，两国人民都对彼此非常地生气，一夜之间是不能扭转的。但是我们能够做什么呢？我们需要以一种秉承职业的精神来解决问题，具体的问题。我认为拜登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来找一些专家，这些专家知道中国、了解中国，能够和中国交谈，和中国也在台面下交谈，也可以当面进行开诚布公的交谈。

拜登现在已经确认当选，他肯定会以更加理智的方式来对待中国。我们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组织一支队伍，有很多年轻的职业外交官，他们中文讲得很好。可以看一下拜登现在组的团队，这些团队都是专家，都是各个领域中受人尊敬的专家。比如说布林肯是国务卿，他对国家安全顾问的选择也是专家，他们了解中国，和中国专家合作，所以专家的回归是非常有必要的。

我们现在应该怎样做呢，那就是找一些有共同利益的，双方都认为我们可以合作的区域，一些专家之间会谈。《纽约时报》发表了傅莹的文章，她呼吁中美双方在比如说气候变化这样的议题上合作，因为在这些议题上我们有很多的共同点。即便我们有很多的不同，我们公众舆论也不同，但是我们是应该可以坐在一起合作的。比如说在气候变化上两国都意识到我们必须要做点什么事情。约翰·克里原来是参议员，他当过国务卿，他现在来负责气候变化的议题小组，拜登也意识到这一点，我认为美国会在气候变化方面扭转特朗普的政策，会重新加入巴黎协定。

在疫情方面也是，拜登不会管它叫“中国病毒”的，他意识到这是公共卫生的问题，是面对所有人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合作的话我们都会做得更好，有一些美国的医生和中国的医生在疫情期间合作是非常紧密的。在私营部门和专业领域，双方都有很多有识之士，意识到我们应该合作，也正在合作。大家可能看到有一些美国公司开发了一些新的药物，肯定他们认为这些药物是可以营利的，但是我认为政府的领导有义务使这些药物造福于全人类。一个国家是不可能独善其身的，英国尽管在控制疫情方面做得非常好，但是也不能单枪匹马地战胜病毒，所以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必须要加深合作，共同的努力才能够继续战胜病毒。

在这两个方面我们都可以共同合作，取得成绩。我觉得美国可能会重新加入世卫，会再次通过国际组织解决问题，中国以后在这些组织中发挥作用，我们可以和中国在这些国际组织的框架下合作。拜登喜欢和盟友合作，特朗普是“美国优先”，他被欧洲人所嫌弃，澳大利亚人、中国人其实都不喜欢特朗普，因为他根本就不同情其他国家，不了解其他国家，不尊重其他国家，不和其他国家合作。

除了一些近期的问题，我们还要解决另外两个基本的问题。解决好的话，我们就能够关系发展得更好，其中之一就是商务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学术问题，应该有开放的政策，不管公司来自哪个国家，只要它们遵守规则，它们的机遇和待遇应该是一样的。

另一方面，我也看到中国希望鼓励学习外国的知识技术，鼓励中国公司创新，但是随着美国对华为的打压，中国现在也有很多声音呼吁科技独立自强。我认为，我们两国的公司还是应该找到一个更好的方式来彼此合作。

我相信两个国家都希望有一个更加健康的中美关系。新冠疫情过去之后，我们的这些学者和学生应该有机会来继续共事，我们已经准备好这一点了，相信我们双方这些专家可以帮助推动中美关系。尤其对于商界和学术界来说，更要加强交流，所以我想要对我的中国朋友们致以诚挚的问候，希望在未来的这些年，在疫情过去之后，我还会有机会到访中国，跟大家进行密切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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