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及职业发展的道路时，郑总强调“埋头做事，抬头看路，两者缺一不可”。他和集友菌详细地讲了自己的职业道路，用实际经历与同学们分享自己的职业发展选择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些选择是对的，有些是错的，最关键的是从这些过去的经历里面吸取经验，为之后更好地做选择进行积累。”他如此表述自己的想法。

郑总在半导体领域已经工作了20多年，他认为芯片行业是一个要求比较高的行业，因为它是信息时代所有的科技产品的基础。他在1996年进入电子科技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所在的实验室当时叫计算机辅助工程研究中心，主要做Verilog设计，将数字电路的设计流程从原理图向高层次设计进行转换，极大地提升了整体的设计效率。

1999年从电子科大毕业后，郑总拿到了几个offer，“第一个是华为ASIC设计中心，也就是华为海思的前身，第二个是上海华虹，第三个就是复旦微电子学院，当时是给了我offer，也可以边工作边去读博。”

当时国内的芯片企业的设计能力相对都比较弱，郑总自述当时的想法“其实比较简单，首先是要选对行业，这几个offer都是芯片行业的，微电子这一块，这个行业跟我的专业是完全匹配的，我当时认为它是一个未来的发展方向”——作为硬件行业，芯片设计对员工的素质要求是非常高的，因为芯片不能做错，犯一次错投资就浪费了；相对比的，软件可以在发现错误之后进行改动，但芯片就无法更改，因此芯片设计对从业者的要求会更高一些。在这样的背景下，郑总告诉集友菌“当时华为ASIC研究中心是华为的核心部门。”

说起当时考虑的第二个因素，郑总坦言那时候想的比较简单，最终还是选了钱多的。“因为当时华为给我5000块钱的起薪，华虹是2500，复旦是1000多块钱。”回顾当初，郑总认为“那时候我虽然在上海发展，但因为华为的实力和薪酬的原因去了深圳，好在大方向没错，一定不能只看薪酬。”

在华为ASIC设计中心的几年，郑总成长很快，因此01年的时候被公司派到美国去，在合作方的公司里参与和华为合作的项目。谈及外派的一年多时间的体会，他表示“最大的一个体会是到世界科技最发达的地方去感受了一下创业的激情，那时候（和美国）差距还是比较大的。第二个是你可以跟那些资深的工程师共事，有好多现在都还保持着不错的关系；还有一个收获就是那时候以为自己工作两年水平还不行，但去了之后发现学得很快，很多以前以为搞不定的都搞定了，自信心有了很大的提升。那个项目基本上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就做成了，做成了之后我们最大的收获是自信心的提升，觉得好像老外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强“

2002年，郑总带着这份自信回国，却正好碰上所谓华为的冬天。当时公司内部比较混乱，郑总开始考虑未来的发展，希望能回到上海，离家近一些。尽管公司内部也有可以转岗的机会，但综合考虑自己已经在华为工作了4年，各方面能力得到了提升，从设计、验证、终端综合实现、DFT，到产品量产、测试，整套流程从头到尾都做过，因此郑总觉得自己应该可以独挡一面。2003年时他从深圳海思离职，打算在上海谋求继续发展，寻找创业公司的机会。

离职之后郑总没有急着找工作，先回了趟母校，游历了三峡等美景之后回到上海。尽管也拿到了一些大公司的offer，但他一直没有接受。直到6月份的时候，郑总遇到了普然（Opulan）通讯的几个创始人。

说起选择普然的原因，郑总表示“当时和老板谈了之后，当天我就跟他讲我决定过来了。因为那个老板之前在硅谷做过一家公司，被收购了，赚了第一桶金，就带了几个人从美国回来；二老板是北卡的博士，另一个主管，也就是我的搭档，是斯坦福的硕士；还有另一个创业的成员，跟我的父辈年纪差不多，他负责行政运营，在德国美国工作多年。所以这个团队既有成功的经验，而且实力都非常强，方向也很好，所有这几个因素组合到一起。所以跟他们谈了一下午，一直谈到晚上，我就说我要加入。老板问我什么时候能来，我说我明天就能来。”

回看当时的决定，郑总觉得当时选择这家公司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创始团队的实力，然后加上老板和创业团队的经历吸引了他。普然在11年被高通给收购了，从结果上证明这的确是个正确的抉择。

回忆时郑总表示其实公司在发展到07，08年的时候，尽管已经有一定的规模，但再谋求进一步扩展就很困难了。当时普然先后将华为中兴等大厂拿下，进入其供应体系，但是大趋势是做网络的公司在逐步收缩。当时海思已经开发了自己的芯片，然后其他的公司，都被中兴华为给慢慢吞并或者挤掉了，所以做网络芯片的机会在慢慢变小。

因此郑总就决定离开这家公司，跟着创始团队的二老板——当时他已经和复旦微纳达成合作协议。因为觉得自己需要换方向，不能再做网络了，而是要去做消费类，数字电视，他认为消费类的市场会爆发，因此选择了继续进行全新方向的创业。

可惜这次创业并没有取得如之前那样的成果。“我认为二老板从他的经验来看应该做得成，所以当时融资的事情是他在做，然后研发是我负责，技术是复旦的Z教授负责。但是比较不幸的是资金最终没有到位，所以4月份开始招人，做项目，到七八月份就开始裁人，最后基本上到10月份就把公司关掉了。”郑总回忆道。

分析失败的几个因素，郑总表示“第一个是08年经济危机，投资谈好了之后钱没有到位，第二个因素就是公司里可能还有比较复杂的一些利益关系，有国资背景，所以有几个创始人就想退。那个时候我还不具备吸引投资的能力，很可惜最后放弃掉了。”

其实换个角度来讲，如果当时这个团队能坚持下来，那到现在也会有很好的成就——因为当时卓胜微同时期也在做类似的东西，而它坚持下来，如今在市场上表现非常亮眼。经历了这次遗憾的创业失败，郑总总结了一个经验“这个行业很关键一点还是要坚持，可能会碰到很多困难，只有坚持下来才有可能成功。”这次创业失败是个很大的挫折，因此他觉得需要休整一下，在公司关闭后选择到一家外企就职。

这家外企（Cortina）不大，但是符合郑总一直以来做的技术路线，对他来说不需要花太多的精力就能熟悉技术。他认识到自己需要暂时回到熟悉的行业，而数字电视或者是消费类电子不是自己熟悉的。此外他判断这家公司在国内和日本也有较大的市场份额，所以郑总选择了它作为自己的过渡。

郑总在Cortina总共待了三年多，负责了一款重要芯片的开发。然而因为公司的决策层在美国， 对于中国员工提出的要去做新产品，新领域的建议，CEO过来沟通之后，却没有任何的反馈。所以后来郑总看清公司发展后继无力之时就选择了离开这个公司。

再一次站在选择方向的十字路口之上，但积累了更丰富的工作经验，郑总回忆说“我当时就想，第一个是在10，11年的时候，我看到手机Wi-Fi的机会，那时候刚刚兴起，我觉得是一个成长性很高的市场。但是稍微调研了一下，我觉得跟我的背景差得有点远，手机WiFi要做射频前端，还要做数字基带，然后还有软件，协议栈等等，还是非常复杂的；而且你光要做WiFi还不够，还要做GPS，这个芯片要做下来可能挑战很大，所以就先放一放。然后11年的时候我就看到华为海思开始做手机芯片，我看到spec还做得不错，我觉得应该有很大的机会。”

正好在11年底的时候，海思进入大发展阶段，有海思领导找到郑总，问他愿不愿回去。郑总回答如果能做手机芯片就可以考虑回海思，所以就安排他去见何总（何庭波）。和领导交谈之后，海思就把他安排到K3开发部（即Kirin芯片前身）副部长的职位上，一做做了7年。去年（2019年）开始，麒麟基本上业务稳定了，而郑总也调任海思上海分部部长，统管上海分部，主持行政管理方面的工作。

说到从华为海思离职的原因，郑总表示“第一是我去年45岁，但至少可以再干15年，在华为长江后浪推前浪，还有什么样的机会，也开始深度思考未来的职业发展，最终觉得还是要再次创业；然后第二还是美国对华为的打击加码，我个人判断会加码比较严重。所以我说我一定要早点出来，在加码之前出来，要不然也不太好意思。”因此去年3月份他就决定离开海思创立一家公司。经过充分的调研，最终选的方向是去年（2020）516华为被打之后，有些产品——例如小海思（上海海思）的监控产品——就不能做了，因而空出了一片新的市场。在看到了市场机会之后，郑总从5月份开始研究产品，决定进入智能安防和车载领域，6月份进行融资，9月份投资到位后就开始筹备公司。

郑总认为新公司为旌科技的一个核心就是“快”——“当时搞融资的时候，我说我只有一个条件，要快，这个市场机不可失，因为这个市场机会一定是要你去抢时间的，基本上我们几个月就把融资搞定了，天使轮一个亿，两三个月”。这个成绩按照去年的情况来看，是融资规模和速度排名前列的案例。得益于国内的半导体风口局势，以及郑总之前在麒麟的职业经历，为旌科技很快把融资给部署到位了。

关于重新出发，再次创业的决定，郑总觉得“这个决定的背后是多年的一个积累，第一是市场方向我看得比较清楚，这个机会一出来之后，基本上第一时间就把它找出来了；第二就是这个市场空间原来是机会不大，因为海思很强，但现在突然相当于一个狮子被打倒了，于是就有时机出现了。”

“至于创业，我觉得到我这个年龄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不一定说是每个人都适合创业，但是我觉得对学生刚刚毕业的时候，其实需要的是更多的积累自己的能力，然后等你能力到了之后，你就能够在有机会来的时候抓住它。”

回顾自己的职业发展经历，郑总最后总结道“总的来说，一方面新工作的同学现在是需要积累判断时机的能力，就是通过自己的观察，包括自己的能力来判断，什么机会是好的，一定要顺应这个行业发展的趋势，需要埋头做事，抬头看路，这两个缺一不可；另一方面就是找好的团队，一定是要有针对性的，有一定经验积累的，靠谱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要有“我要去做这个”的，坚持坚定的信念。这些对于做半导体行业，做技术来说都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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