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资本论》连载——能源资本是技术创新的主要驱动力(二)







能源资本论》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发行,此书是一部原创性的经济学著作。书中一些理论创新成果,对关注经济发展和能源问题的研究者、企业家、政策制定者以及普通读者都具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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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国家电监会副主席、国家能源局原副局长王禹民在本书“序”中提到:

作者提出了能源资本的双因子干涉理论,运用驱动因子和约束因子来解释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污染的内在机制,可谓抓住了事物的本质特征。尤其使人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受到气象学和混沌学中蝴蝶效应这个概念的启发,提出了叠加蝴蝶效应和逆蝴蝶效应的概念,用以分别解释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和恢复生态环境的内在机制,不仅新颖,而且非常有说服力。


另外,作者就能源资本与经济增长、生态环境、技术创新、军事力量和大国博弈五个领域的关联性,借用物理学、经济学、气象学、生物学和管理学等学科的概念,提出了能源资本与相关领域的干涉效应、蝴蝶效应、乘数效应、跃迁效应和杠杆效应等概念,这是对“能源”和“资本”进行组合研究之后得出的新结论,反映了作者深厚的理论功底、广博的知识结构和独特的思想方法。只有这些因素的有机结合,才能得到新颖的研究结果。从这部著作及其两位作者的身上,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搞学术研究的人,要在知识广博的基础上达到“精”和“专”。


此处节选《能源资本论》中“能源资本是技术创新的主要驱动力(二)”的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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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资本是技术创新的主要驱动力(二)


殷雄 谭建生


第一次工业革命使人类进入了“蒸汽时代”
从风箱开始,人类开启了能源技术革命的先河,经过几万年的发展,人类走入了煤炭和蒸汽机时代,不仅是能源形态发生了变化,从树枝草木变为煤炭,而且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的技术手段更是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发明蒸汽机的先驱者约翰·斯密顿说:
即使经过长期的努力,每人产生的功率也只有90到100瓦特,种植农场的主人或经营者只好募集更多的人。然而,即使是鞭挞雇工或者改善他们的饮食,也无法要每个人持续地产出500瓦特的功率。人类使用太阳能源的能力(肌力)已遇到瓶颈。即便集中百万奴隶的力量,将西印度群岛或巴西生产的蔗糖运回欧洲,其速度也比不上帆船。即使用100万的罗马人来集体进行蜡烛制造,也无法生产出足以满足竞技场夜间表演的灯光需求的无数根蜡烛。人类可以创造出伊斯兰教和佛教、代数和微积分,孕育出莎士比亚与帕莱斯特里纳这样的人,但是却只能制造出少量像样的鞋,而且无法为一份发行量为每日100万份的报纸提供足够的铅字、纸张与墨水,也无法在一周之内从罗马来到巴黎。如果人类想要称霸生物圈,就必须创造出与“驯化火”相匹敌的能源奇迹。
蒸汽机之所以能够被发明出来、并且应用于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的许多领域,是因为以煤炭为代表的新型能源形态的开发获得了突破,煤炭的工业化促进了蒸汽机的进一步发展。蒸汽机的发明,催生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使人类进入了“蒸汽时代”,创造了与“驯化火”相匹敌的能源奇迹,将能源资本驱动技术创新的乘数效应更加明显地发挥出来了。
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实质,是一次技术革命,它以纺织机的改革为起点、蒸汽机的发明与使用为标志。从纺纱机和织布机的技术创新过程来看,蒸汽动力成为技术创新的直接推动力。其实,人类早就发现了蒸汽的力量,可以提供动力。古希腊人发明了压力泵、水力推动的手风琴和水钟,还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以蒸汽为动力的机械装置,可视为蒸汽机的鼻祖。古埃及人也发现了蒸汽动力,可以开关庞大的庙宇大门。17世纪末,由于人们对大气压力有了初步认识,在此基础上,为了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一些科技人员便着手研制蒸汽机。1690年,法国物理学家德·巴本设计制造了一个实验蒸汽与大气压力循环做功的装置,虽然没有什么实际用处,但是,蒸汽能使圆筒中的活塞上下运动(巴本的实验装置就是如此)的原理,被其后的发明家们所采用。
1698年,第一台实际用于抽水的蒸汽机是英国工程师托马斯·塞维利发明的“矿山之友”,被用于抽取矿井存水。这种蒸汽机在加热和冷凝蒸汽时要耗费大量热量,它的功率相当于1马力,每小时耗煤80公斤,经济效益很低,而且抽水高度不能超过30米。因此,这种机器开始时应用范围不广。1706年,英国人托马斯·纽可曼发明了技术上比塞维利蒸汽机先进、实用价值更大的蒸汽机,并于1712年投入使用,它比“矿山之友”的功率有所提高,在四年内便被许多国家广为应用。纽可曼的发明,是第一部能够提供大量动力的机器,它的动力并非来自肌肉力、水力或风力,而是利用火这种自然力把水加热,产生蒸汽,然后用来“做功”。这是第一部在汽缸中使用活塞的机械,可以夜以继日地连续运转。正是这种机器的出现,才使得英国的煤炭产业得到空前的发展,并且驱动英国继续迈向工业化。
与任何技术发明的初期一样,纽可曼的蒸汽机最初也是有许多缺点的。由于汽缸与冷凝器合而为一,汽缸总处于冷热交替状态,使大量的热不能做功,白白浪费。当时制作汽缸的设备工艺不够精良,活塞与汽缸之间的间隙很大,效率仍然很低,产生1马力须耗煤25公斤。要想使蒸汽机成为通用的动力机,在技术上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提高热效率;二是将直线往复运动变为连续的圆周运动。在这种背景下,伟大的发明家、英国仪表制造工人詹姆士·瓦特登上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历史舞台,而且成为当时最耀眼的“明星”。
1763—1764年,英国物理学家安德逊请瓦特修理一台展览用的纽可曼蒸汽机。在修理的过程中,瓦特解决了这种蒸汽机的热效率不高的问题,就是使汽缸与冷凝器分离,从而避免了汽缸不断处于冷热交替的状态,使用于做功的热增多了。瓦特还经过一系列的改进,于1784年将第一台双向蒸汽机投入使用,热效率大大提高,耗煤量仅为纽可曼蒸汽机的三分之一。这种蒸汽机被普遍应用于各行各业,在第一次技术革命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将近一个世纪中掀起并主导了整个世界的产业革命,改变了欧洲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实现了从手工业到机器工业的转变,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的时代,被称为“蒸汽时代”。
第一次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其它国家?撇开诸如工匠阶级、清教徒精神、优越的运输系统、自由的市场机制、相对可靠的货币等有益于工业化的因素不谈,推动工业革命这辆车向前滚动的主要动力的能源形态——煤炭,是一种主要的、甚至可以说是核心的因素。当时的英国,储有大量的煤炭。刺激英国人从生物质转而采用煤炭作为主要能源的因素,就是英国面临森林资源的短缺。1608年,英国树木普查数据显示,当时七大森林合计拥有232011棵树,而到了1783年骤减为51500棵。1500—1630年期间,英国的木材价格猛涨7倍,速度比通货膨胀还快了许多。因此,英国应对木材短缺的主要方法,除了扩大进口外,就是开采更多的煤炭。1700年,英国生产了270万吨的煤炭。到了1815年,煤炭产量达到2300万吨,相当于英国当时林地每年可生产能源的20倍。如果把这些煤炭用在蒸汽机内,提供的动力相当于5000万人所产生的动力。1861年,英国的煤产量上升到5700万吨。1761年,英国的布里奇沃特公爵在曼彻斯特和沃斯利的煤矿之间开辟了一条长达7英里的运河,这使曼彻斯特煤炭的价格下降了一半,使煤炭的使用得以广泛普及。因此,煤炭这种当时的新能源形态,是工业革命的直接推动力。
值得指出的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之前,还发生过两次“初级工业革命”,其推动力也是基于煤炭的广泛应用。
第一次初级工业革命发生在中国的宋朝时期。那时的五金商人与矿工就开始用木炭炼铁的尝试,比西欧人早了近800年。宋神宗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冶铁作坊的工匠们曾以木炭为燃料,将铁矿石炼成了12.5万吨生铁。这相当于欧洲(不包括俄罗斯)400年后铁产量的两倍。现在广东省的韶关大宝山矿,在宋代就是铜矿,即著名的“岑水铜场”。韶关的工业可以溯源到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就与粤北的乐昌有关。公元999年,这里便兴起了胆水炼铜工业,最盛时有工匠10万人,年产铜达百万斤。
第二次初级工业革命发生在西欧的荷兰。泥炭储藏丰富和便于利用的优势,曾使荷兰取得了远高于同时期其他大国的经济成就。作为世界上能源最密集的经济体,荷兰在18世纪的工业化程度和城市化程度均有可能是全球最高的,否则就无法维持包括印尼等殖民据点的殖民帝国。荷兰拥有一种煤炭的初级品——泥炭,其能量密度比不上煤炭、石油和天然气,每公斤泥炭所释放的能量只有煤炭的1/6。泥炭燃烧不能提供冶金所需的高温,所以不能用泥炭来冶铁和炼钢,更不能用它来驱动任何轮船或车辆。从1560年代开始,荷兰在经济发展中持续利用了自己的能源优势,直到1680年代泥炭资源开始枯竭。
两次初级工业革命的动力,分别是木炭和泥炭。当时要把木炭和泥炭这种最新形态的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其技术手段也是初级的。比如,为了使木炭燃烧充分,从而为青铜的冶炼提供更高的温度,风箱的使用大概是最普及的技术手段了,而拉动风箱的动力仍然是人的肌肉力。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强大动力,与两次初级工业革命的不同之处,就是从木炭和泥炭向煤炭的转型。从1780年到1880年,英国利用自己的煤炭储备所提供的能源资源,建立了世界上技术最先进、最有活力和最繁荣的现代工业体系。煤炭除了被广泛应用为燃料和制糖业等需要高温的工业之外,还为冶铁业提供了足够的热能。当英国战舰驶向大清帝国的东海岸时,伯明翰等地区的铁产量已达世界其它国家总和的四倍,“在美洲的原始丛林里,伯明翰的斧子砍倒了古老的树木;在澳大利亚放牛的牧场上,回响着伯明翰的铃铛的声音;在东印度和西印度,人们用伯明翰的锄头照料甘蔗田”。
第二次工业革命使人类进入了“电气时代”
第一次技术革命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使资本主义从工场手工业阶段进入机器生产的狂飙时期,显示了科学技术的威力。当时西欧各国认识到发展科学技术与资本主义命运息息相关,于是采取了许多保护、鼓励科技发展的措施,为科学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手段。近代后期的自然科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一些基础学科相继建立起了理论体系,而科学理论的形成又引发了第二次技术革命,将人类历史由蒸汽时代推进到电气时代。在这一时期,石油代替煤炭成为重大的能源转型。
19世纪下半叶,工业大生产要求有强大而集中的能源。这时,最大蒸汽机的效率虽然可以达到1.7万匹马力,但它有许多缺点:一是蒸汽机必须附有一套庞大而笨重的传导装置,而机械传导动力的装置,由于摩擦而使动力传导的效率很低,传导距离有限;二是蒸汽动力车间所需燃料的运输既麻烦又不经济;三是使用机械传输系统传送能量不能实行流水作业。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求寻找一个既集中、灵活而又经济的能源分配方法。于是,一场电力代替蒸汽动力的技术革命便应运而生了。电力不算自然资源,此时真正的能源由煤炭转型为石油。
石油是一种能量密度比煤炭更高、使用更有效率的、经过“驯化过”的太阳能量。与煤炭相比,石油中储存的太阳能量通常年代更近,不过两者产生的过程却十分类似。石油的能量密度比煤炭高出50%,而且由于石油是液态的,因此比煤炭容易包装、储存和输送。地质学家以非凡的准确性探测出油田,化学家发明了从原油中提炼出石脑油、汽油、柴油和轻、重润滑油的种种技术方法。正是由于这些技术创新,人类才得以用石油代替了煤炭并推动了内燃机和发电机的发明。发电机和电动机实现了电能和机械能之间的转化,这相当于给工业领域又配备了一种巨大的动力。于是,发电能力成为这一次工业革命的重要因素。
第二次工业革命伴随着新旧技术的竞争与淘汰。英、法等国在经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后已经形成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并成为主要的资本输出国,本国生产能效的更新成本高,因此不愿意采用新技术和新设备。以美国和德国为代表的后起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获得竞争优势,愿意采用新技术。美国在大规模用电之前,还经历了一场“交直流大论战”。爱迪生研制的直流发电机为110伏特,电压低、输电距离短。1886年,美国西屋公司的特斯拉发明了交流发电机,并建起了一座交流发电站。由于交流输电成本低、功率大、电路耗损小,最后交流输电法获胜,并在美国和欧洲推广。1888年,特斯拉发明了交流电动机,它与传统的各种机械相结合,使电力广泛地应用于工业。1914—1927年在制造业中使用的电力由占动力总量的39%提高到78%,电力迅速取代蒸汽动力而在工业中占据了统治地位。1895年,采用三相交流系统的尼亚加拉大型水电站建成,输出电力15000马力。到1917年,美国仅公用电站就有4364座,发电量438亿千瓦时,美国电力工业跃居世界第一位。
电气时代所创造的社会生产力,是蒸汽时代所望尘莫及的。以美国为例,1860年工业生产仅居世界第四位,产值仅为资本主义世界的10%;由于广泛使用电力,1890年产值增加了9倍,超过大英帝国,居世界第一。19世纪下半叶开启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是一个“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正是在这个巨大市场条件下形成的规模化大生产时代,涌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使得美国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制造业中心,开始逐渐在各个工程技术方面领先英国和欧洲,并产生了像爱迪生这样的发明家和卡内基、福特、摩根大通、洛克菲勒和范德比尔特这样的工业巨头。得益于巨大的国内市场,美国成功超越了英国,成为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领跑者。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另外一件大事就是汽车的诞生,它是人类几千年来在交通运输工具方面的重大技术创新。几千年前,人们出行往来主要靠步行,能够骑马或坐轿就属于贵族阶层了。后来人们发明了轮子,就出现了马车。轮子的发明,极大地加快了人们的生活节奏,也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水平。中国历史记载,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发明了“木牛流马”,实质上就是一种独轮车或四轮车,动力还是人力。四轮车或两轮车的动力是马力,用来灌溉农田的水车的动力是水力,风车的动力是风力。不论是畜力、水力还是风力,它在提高人类交通速度方面的改进是不明显的,原因就是为车轮提供动力的能源形态受到了限制。汽车是利用石油的交通工具,其技术创新的根本点在于对能源形态的选择和利用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随着蒸汽机的问世以及相关技术的不断改进,铁路运输成为可能。18世纪中叶,英国把蒸汽机安装在货车上,短短数年内,铁路支配了长途运输。1838年,英国已拥有500英里铁路,1850年是6000英里,1870年是15500英里。蒸汽机还被应用于水上运输。1807年,美国发明家、工程师富尔顿,建成第一艘近代蒸汽机驱动的内河客轮“克莱蒙特号”,并在哈德逊河运载乘客。1819年,一艘蒸汽机帆船——一种风帆动力与蒸汽机驱动并存的混合动力船,由美洲横渡大西洋,到达英国利物浦港。其后,蒸汽轮船发展迅猛。到1831年,仅20多万人口的英国格拉斯哥,竟有60多台蒸汽机装在了汽船上。最大的汽船装有2台蒸汽机,吨位387吨。到1850年,汽船已在运送旅客和邮件方面胜过帆船,并开始成功争夺货运市场。
自蒸汽机问世后所引发的一系列技术创新,人类的交通问题才算得以解决。以汽车为例,几乎已经成为人类现代文明的标志。全球汽车保有量从2005年的8.92亿辆增长到2010年的10.56亿辆,再到2015年的12.82亿辆。这反应了汽车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增长。今天,地球上每6个人就有一辆汽车。据预测,全球汽车保有量可能会在30年内再翻一番。每年的全球汽车销量正越来越接近1亿辆大关,国际汽车制造商组织发布的2017年全球汽车销量为9680万辆。除了数量增长外,质量也越来越得到改进,新能源汽车(包括电动汽车、混合动力汽车、氢动力汽车等)也继续保持增长。规模如此巨大的产量增长和质量改进所产生的乘数效应,显然要靠生产方式的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来实现。
与汽车类似,飞机的诞生也是那个时代的大事件。内燃机的发明也为人们翱翔于天空提供了理想的动力,人们乘坐飞机不到一个小时就可以从巴黎飞到罗马,根本不需要一天的时间。即使跨洲旅行,比如从亚洲到地球另一面的美洲,也不需要一天的时间。1000年前,意大利的17岁青年马可·波罗跟随父亲和叔父离开家乡威尼斯,向陌生的东方古国中国进发。他们从威尼斯一路向南,到小亚细亚半岛;经过两河流域,到达巴格达,再到波斯湾的港口城市霍尔木兹;再向东越过伊朗,来到阿富汗;越过帕米尔高原,到达新疆西北部的喀什,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到达古城敦煌;经过玉门关进入河西走廊,最后到达元朝的行宫上都(遗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一家人整整走了4年、1400多个日夜。这个庞大的数字,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些不可思议。如今,通过云端之上,从北京到威尼斯只要11个小时。因为有了飞机,人类在天空的步伐让世界缩小了。从节约时间的角度来看,汽车和飞机所产生的乘数效应是极其巨大的。
人类生产力发展的经验表明,只有各种新型机械还是不够的,惟有源源不断的动力,才能从根本上保证生产的连续进行。第一次技术革命的直接动力,主要是煤炭这种能源形态;第二次技术革命的动力则主要是石油这种能源形态。如果没有能源作为动力,大型发电站和高压传输的技术创新将是不可能的。
第二次技术革命即电力革命与第一次技术革命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在科学理论指导下进行的,也就是说,第二次技术革命是理论在先,技术在后。18世纪以来,人们对电有了初步认识,特别是奥斯特发现了电流的磁效应和法拉第发现了电磁感应原理,为电动机和发电机的发明制造奠定了理论和实验的基础。随后,一系列重大的技术发明出现了。这些技术发明和创新都是以能源资本的投入为基础的,就是将煤炭和水力等能源形态所产生的热能或机械能,通过技术手段转化为电力,再通过电线将这种充满魅力的新动力输送到需要电力的终端用户,其中最具有实用性的是爱迪生发明了电灯,从而使千家万户的夜晚充满了光明,各类大型运动场可以亮如白昼,再也不需要集中大量的人力来制造蜡烛了。1882年,法国工程师德普勒用一台容量为3马力的直流发电机发出的电,在德国慕尼黑国际展览会上做了一项表演,通过1500伏特和2000伏特、距离为57公里的高压电线传输了大约1500瓦的电能。电力传输这项技术创新的成功,是电力取代蒸汽力的一个重大突破,恩格斯在评价其意义时指出:“这一发现使工业彻底摆脱几乎所有的地方条件的限制,并且使极遥远的水力的利用成为可能,如果在最初它只是对城市有利,那么到最后它将成为消除城乡对立的最强有力的杠杆。”
第三次工业革命使人类进入了“新能源时代”
什么是新能源?所谓“新”表现在什么方面?迄今并无科学的定义。按照1978年12月20日联合国第三十三届大会第148号决议,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共包括14种能源:太阳能、地热能、风能、潮汐能、海水温差能、波浪能、木柴、木炭、泥炭、生物质转化、畜力、页岩油、焦油砂及水能。1981年8月10—21日联合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议后,各国对这类能源的称谓有所不同,但共同的认识是,除常规的化石能源和核能之外,其他能源都可称为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主要是太阳能、地热能、风能、海洋能、生物质能、氢能和水能。
联合国对新能源的分类,还没有触及到新能源之所以为“新”的本质。比如,太阳能是新能源吗?不是。因为太阳比地球的年龄还要大,而且地球上所有能源的来源都是太阳,它的寿命已经超过100亿年了,一点也不新。风能是新能源吗?不是。因为风的能量来自于吸收太阳的光芒,自从有了地球,便有了风,也有了风能,它的年龄与地球一样大或略小,一点也不新。生物质能是新能源吗?不是。因为所谓的“精英能源”即煤、石油和天然气等一次性能源的来源,都是各种生物质吸收太阳能量后,在某种地质变迁的条件下被埋入地下,经过几千万年甚至几亿年的各种变化而形成的,一点也不新。潮汐能是新能源吗?不是。因为自从有了地球,差不多同时就有了海洋,由于地球与其它星体之间的相互引力作用,海浪对海岸的拍打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就连远古时代的人也知道何时能在海边捡到贝壳,以便作为交换商品的货币,一点也不新。现在比较时髦的可燃冰是新能源吗?也不是。因为从本质上讲,可燃冰的成分与石油和天然气基本上差不多,只是它的大部分被埋在了海洋底部,一点也不新。
我们谈论某种能源是新还是旧,有两个视角或维度。第一个视角或维度是能源形态被人类使用的历史先后次序。比如,煤炭相对于柴薪来说,它就是新能源;石油相对于煤炭来说,它也是新能源。第二个视角或维度是某种能源形态被转化为资本的技术手段的新与旧。比如,柴薪只要塞在灶台下面燃烧就是了,无非是使用风箱这种技术手段,使柴薪的燃烧更充分一些。但蒸汽机时代煤炭取代柴薪后,对于煤炭的使用就需要更复杂、先进的技术手段了。比如,炼铁的炉子和蒸汽机车的锅炉,其构造远远比人们在家里烤火取暖的火炉复杂得多。同样,现在称太阳能、风能等能源形态为新能源,更多地是指将它们转化为资本的技术手段是新的。如果想把太阳能转化为电能,技术手段之一就是利用光伏技术,而光伏技术又涉及到材料对光的吸收和转化效率等等许多新技术。因此,只有从技术创新的角度来理解能源形态转化为资本的手段,才是触及到了新能源的本质。
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以原子能、计算机、电子技术和生物工程的发明及应用为标志。这次革命是一场涉及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等诸多领域的信息控制技术革命。这次工业革命一直持续到现在,此时的能源革命已经不再只是某种单一能源的发现和利用,而是各种能源相继产生并共存。与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不同,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以分布在世界各地、随处可见的可再生能源为基础,而这些可再生能源大部分是免费的,如太阳能、风能、水资源、地热、生物质能、海浪和潮汐能等。这些分散的资源被数百万个不同的能源采集点收集起来,通过智能网络进行整合、分配,最大限度地实现能源的有效利用并维持经济的高效、可持续发展。其中收集技术、发电技术和智能网络技术,都是将这些可再生能源形态转化为资本的技术手段。
第三次工业革命与前两次工业革命都是以技术创新为主要标志的,但与前两次相比较也有很大的不同,主要是科技竞争成为国家竞争的主战场,因为科技在战争、经济领域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这种科技竞争的推动力,仍然是能源资本,所不同的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主要能源形态是煤炭,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主要能源形态是石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主要能源形态是除三种“精英能源”(煤炭、石油、天然气)之外的各类新能源以及不同能源形态的不同组合,这种组合以能源互联网为主要载体。
马克思说:“一旦人不再用工具作用于劳动对象,而只是作为动力作用于工具机,人的肌肉充当动力的现象就成为偶然的了,人就可以被风、水、蒸汽等等代替了。”马克思在这里说的是人的肌肉作为工具机的动力,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各类更为复杂和有效的工具机被发明出来了,这时候,人的肌肉这种动力就显得很不够了,这时,能源作为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就显现出来了,能源资本作为技术创新能量源泉的角色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在此之后,人类经过漫长的实践活动,技术发明越来越多,而且随着科学知识的发现和积累,促使技术发明逐渐地从量变过渡到质变,工业化就是能源资本驱动的技术创新的直接成果。马克思说:“大工业必须掌握它特有的生产资料,即机器本身,必须用机器来生产机器。”生产机器的动力,除了工人的体力之外,更需要能源作为动力。能源资本驱动技术创新、进而促进工业化的发展,这是一种由能源资本和技术创新之间的双向乘数效应所导致的叠加效应,并产生了某种跃迁效应。

——《能源资本论》是能源经济学领域中的一部新著,作者把目前世界范围内能源供应的两大主题——可持续与可支付——与自己的研究相结合,提出了许多创新性的概念。阐述了能源技术创新与其他技术创新之间的内在关联性,有助于人们更加充分地认识技术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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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电力科学研究院院长 郑健超

——从当代国际关系的主要特点和未来走势看,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在中国与世界相互交融的过程中,中国专家必然要将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奉献给世界。《能源资本论》一书展示了当代中国学者博学多才的开阔视野、通识中外的包容心境和长于思考的智者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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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问题专家,原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 于洪君


——此书改变了我们对能源本质属性的认识,从资本持续创造价值的根本属性来分析和研究能源,它必将带来一种颠覆性的结果,作者将能源互联网看作是能源资本流通方式的革命,这种观点显示了作者的睿智与远见。可以有把握地说,《能源资本论》将成为一部当代重要的经济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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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专家,原民建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 宋海

——《能源资本论》一书,内容睿智详实,新思想、新观点像火花一样处处闪耀,给人以理论的醇厚与思想的芬芳。此书以巧妙的构思和简明的方法,拆除了劳动价值理论与人力资本理论之间的藩篱,将这两大理论的基本思想融为一体,具有重大的理论创新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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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与水文专家,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副校长 张东晓

——此书以独特的思想方式,找到了能源资本DNA结构的“遗传基因”,破译了能源资本持续创造价值的“遗传密码”;同时作者提出了能源资本双因子干涉理论,深刻阐述了能源资本与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关联性的内在机理,显示了其深厚的理论功底,广博的知识结构和精湛的思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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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郭万达



能源资本论》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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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 雄,法国工商管理博士(DBA),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现任中国广核集团专职董事,北京大学兼职教授,兰州大学兼职教授,南方科技大学产业教授,《电力决策与舆情参考》特约专家,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曾在研究机构、中央部委、地方政府和国有大型企业任职,从事企业战略、企业管理和能源资本等领域的学术研究。已出版《经济学笔记》、《非常责任:一个挂职市长的思考》、《诸葛亮治军方略》、《诸葛亮治政方略》、《知与行:核电站大修管理思辨录》、《企业执行力》和《至乐斋诗抄》(三部)等专著,以及《武装未来》、《新干涉主义:冷战后美国军事力量的使用》和《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等译著共23部,发表论文3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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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建生,高级经济师,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广核集团公司副总经理,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理事长。曾在国有银行、资产管理公司和国有能源大型企业任职,长期致力于金融、能源、区域经济及法律研究,多次主持国家能源局、中国能源研究会课题研究。已出版《粤港澳大型基建设施策略研究》《深圳建设金融中心研究》等专著、合著12部,发表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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