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资本论》连载——苏联解体的能源资本杠杆效应(二)







能源资本论》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发行,此书是一部原创性的经济学著作。书中一些理论创新成果,对关注经济发展和能源问题的研究者、企业家、政策制定者以及普通读者都具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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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国家电监会副主席、国家能源局原副局长王禹民在本书“序”中提到:

作者提出了能源资本的双因子干涉理论,运用驱动因子和约束因子来解释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污染的内在机制,可谓抓住了事物的本质特征。尤其使人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受到气象学和混沌学中蝴蝶效应这个概念的启发,提出了叠加蝴蝶效应和逆蝴蝶效应的概念,用以分别解释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和恢复生态环境的内在机制,不仅新颖,而且非常有说服力。


另外,作者就能源资本与经济增长、生态环境、技术创新、军事力量和大国博弈五个领域的关联性,借用物理学、经济学、气象学、生物学和管理学等学科的概念,提出了能源资本与相关领域的干涉效应、蝴蝶效应、乘数效应、跃迁效应和杠杆效应等概念,这是对“能源”和“资本”进行组合研究之后得出的新结论,反映了作者深厚的理论功底、广博的知识结构和独特的思想方法。只有这些因素的有机结合,才能得到新颖的研究结果。从这部著作及其两位作者的身上,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搞学术研究的人,要在知识广博的基础上达到“精”和“专”。


此处节选《能源资本论》中“苏联解体的能源资本杠杆效应(二)”的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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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的能源资本杠杆效应(二)


殷雄 谭建生


“星球大战”计划:雪上加霜
1982年初,里根总统和几位重要顾问开始制订一项战略,决定对苏联体制的基本经济与政治弱点进行攻击。当年5月,里根签署了一份8页纸的秘密国家安全决策备忘录,提出了美国针对苏联的军备战略。1983年3月23日,里根总统向全国发表演说,他情绪激动地告诉全国观众,美国将开始对“战略防御倡议”进行研究,并“将全力推动这项工作”。里根之所以对战略防御倡议感兴趣,主要是他认为世界将不再面临核危险了,而且通过对这个系统的研发,还可以对苏联经济造成更大的压力。例如,在一份国家安全决策指示中,按照“成本效益标准”对这个系统的价值进行了部分评估,认为其价值“要用经济术语来表达,但又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概念”。这就意味着,该系统的价值不仅要从战略角度来衡量,而且还要从苏联为了对付这个系统而遭受多么严厉的经济惩罚的角度来衡量。
苏联加强军事力量不是为了增强国家防御能力,而是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旨在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里根的长期同事和前国家安全顾问阿伦指出:“我认为里根并不是把战略防御倡议看作是一个能够保护美国的屏障,因为这个系统并不是无懈可击的。我认为他的想法是,这一举措最具刺激性,因为如果苏联人看到我们把大把大把的美元花在这个上面,那么他们必定会上当受骗。”苏联人也清楚这一点。《消息报》曾经指出:“他们想把一场甚至更具毁灭性的军备竞赛加到我们的头上。他们以为苏联将不会对这场竞赛奉陪到底,因为苏联缺乏资源,也缺乏技术潜力。他们的图谋就是要把我们国家的经济拖垮。”
战略防御倡议的实质,是一场资源之战。苏联对美国大规模的国防建设感到极度恐惧。苏军总参谋部命令国防部制订一项开发新武器系统的五年计划,以代替苏联“过时”的武器系统,而且到了歇斯底里的边缘了。莫斯科在自己的战略防御系统方面已经进行了多年的努力,花费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耗费了数千名科学家的心血。但是,他们面临着少有的技术与后勤供应问题。苏联的体制并不强调科技人员的主动性和创造力,这是高技术经济中的一个致命因素。他们面临着这么大的麻烦,以至于军队实际上放弃了开发新武器系统的任何希望。为了在军事上取得与西方的均势,克里姆林宫已经花费了巨大的资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在军事上所形成的战略均势,是我们在过去几十年中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苏联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说,“我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资源和努力,才取得了这种均势”。但是,现在这种均势面临着越来越大的风险。1982年,奥加尔科夫元帅在他所著的《永远警惕祖国的国防安危》一书中,表达了对美国“快速”开发军事技术的担忧,“面对这种环境,如果我们不能及时改变观念,在新武器系统方面的开发与部署停滞不前的话,那么我们将面临着严重的后果”。
为了争夺世界霸权,对于美国的战略防御倡议计划,苏联还是“奉陪”了。在戈尔巴乔夫看来,“战略防御倡议”是美国想进一步加重苏联经济负担的一项计划。“美国想在更现代和更昂贵的空间武器竞赛中拖垮苏联的经济”,他在莫斯科电视台对苏联人民说,“它想为苏联领导层制造各种各样的难题,包括社会领域,妄图破坏苏联提高我们的人民的生活标准的计划,从而激起人民对领导层的不满”。形势的发展促使戈尔巴乔夫比过去更加投身于国防建设,新的五年计划要求在先进武器方面花更多的钱。正如戈尔巴乔夫将在后来所承认的那样,1986—1990年间国防开支的计划增长率几乎是每年8%,是国民收入增长率的一倍。在下一个五年中,国防开支总计将增长45%,这是令人惊讶的。苏联军费开支曾达到占其国内生产总值1/4的难以承受的水平。油价下跌、军费开支猛增,大大加剧了苏联政治、经济、社会矛盾和改革的难度。
施魏策尔说:“苏联不会由于美国的渗透而解体,也不会由于时间对我们有利而解体。如果不是由于克里姆林宫面临着美国‘战略防御倡议’和国防建设、在波兰和阿富汗的地缘政治挫折、在能源出口方面遭受了数百亿美元的硬通货损失以及无法获得西方技术等综合因素所产生的累积效应,我们有理由相信苏联会渡过难关。”曾任苏联外长的别斯梅尔特内赫回忆道:“对于苏联来说,我们已经感受到军备竞赛所带来的压力了。戈尔巴乔夫想把改革继续进行下去,而持续不断的军备竞赛则对这些改革的前景构成了巨大的障碍。”
上世纪70年代石油价格较高时,克里姆林宫感到极大的幸福。1973—1982年期间,苏联出口能源的收入增长了14倍,而出口量甚至没有翻一番。在那个时期,苏联的“进出口比价”增长了65%,即一定数量的出口物品能够换回比这个数量多出大约三分之二的进口物品。但是,世界石油价格令人吃惊地下跌,使得这个过程发生了剧烈的反转。因此,从西方进口的许多能够勉强维持这个体制生存的物品(食品、机床和日用消费品),变得极其昂贵。到了1986年7月,苏联要从西德购买一台特定的设备,所需要的石油出口比一年前多出5倍。自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国力总体呈现衰减之势。在经济社会领域,畸形的经济结构未见改观,能源依赖有增无减。
综上所述,在美国所采取的各项政策中,能源资本起到了撬动苏联大厦基础的杠杆作用。不管是热战,还是冷战,抑或是太平盛世,能源资本作为一种杠杆,它总是可以撬动大国博弈的力量对比,并且产生了明显的杠杆效应。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最后一根稻草?
“切尔诺贝利”在乌克兰语中的意思是“艾叶”。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是前苏联在乌克兰境内建设的第一座核电站,兴建于上世纪70年代,位于基辅市以北130多公里外的普里皮亚季镇,这座小城的居民曾经以它为自豪。1986年4月26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第四号核反应堆进行试验过程中反应堆发生爆炸,成为世界上最严重的核事故。4月27日,瑞典一个核电厂的技术员惊讶地发现,周围空气中出现了高得不正常的核辐射——切尔诺贝利的核烟云已经飘到了欧洲!接下来丹麦、挪威和芬兰的监控站也陆续发现了类似的情况。直到瑞典政府提出交涉,苏联人才发现事情闹大了。4月28日晚9点,苏联电视台第一次袒露实情,此时距离事故发生已经过去了整整60个小时。整个世界震动了。
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切尔诺贝利的悲鸣》英译者凯斯·格森在英译本序言中说:“某种程度上,切尔诺贝利是偶然发生的,但又是裙带关系、懒惰以及漠视民众的必然产物。”关于这个说法,戈尔巴乔夫在他的回忆录中也做了描述。苏联科学院院长阿纳托利·亚历山德罗夫和中型机械制造部部长艾菲德·斯拉夫斯基在1986年4月2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这样说道:“没什么大不了的。之前也有工业反应堆发生过同样的情况,他们都解决了。为避免核辐射,就需要多喝水、吃东西和睡好觉。”戈尔巴乔夫对他们的话做了这样的评论:“这种十分不靠谱的‘个人经历’与他们杰出科学家和管理者的身份极不相符。”在1986年7月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在发言中对于事故中很多人的表现都大为失望:“30年里,我们从你们——科学家、专家和部长们——那里听到的是,这里一切都很安全。你们认为我们会把你们视为上帝,但一切均以失败告终。结果表明部长们和科研中心都毫无控制能力。整个体系都弥漫着奴性、谄媚、宗派主义、打击异己、文过饰非和领导者中的私人和裙带关系。”他认为:“切尔诺贝利暴露了我国的许多病灶:隐瞒灾难和负面事件、无责任感、粗心大意、工作懈怠和酗酒成风。然而,我知道这些问题不会通过使用行政压力、纪律或严厉措施就得到解决。”戈尔巴乔夫与凯斯·格森所表达的是一个意思,苏联这个病入膏肓的体系,才是切尔诺贝利悲剧的根源!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给苏联造成的直接损害,就是极大的财政负担。戈尔巴乔夫在其回忆录《孤独相伴》中这样描写1986年的苏联:“在我国社会和政府受到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巨大冲击之后,国家的财政状况使得情况变得更加复杂起来。石油价格下降到了每桶10美元—12美元。这对我们的打击同样沉重。正当我们努力完成1986年—1990年的发展计划时,现金收入下降了三分之二。”他还说:“对于我而言,这是改革时期的重大关头之一,也是我人生的重大关头之一。我们必须忍受艰难困苦,进行反思,得出结论,面向未来。可以这么说:我的人生分为两大时期,即切尔诺贝利事故之前和之后。”2006年,戈尔巴乔夫在纪念切尔诺贝利核事故20周年的一篇文章的开篇就语出惊人地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可能成为5年之后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其重要程度甚至要超过我所开启的改革事业。切尔诺贝利灾难的确是一个历史转折点,其前后的两个时代迥然不同。”戈尔巴乔夫是当年苏联的当家人,他的话是有一定权威性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恶劣影响,以及天文数字般的善后费用,都给了苏联沉重的打击。至少从表面上来看,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是压垮苏联这头巨型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它其实不是一根稻草,而是一股具有雷霆之力的洪流,它就是阿基米德手中那根能够撬动地球的杠杆,所产生的效应就是:摧毁了一个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一个政党(苏联共产党)和一种制度(苏联式的社会主义)。
其实,苏联解体并不是单一的因素,内因与外因的结合,促进了苏联的垮台。其中,大规模的军备竞赛制约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和提高,进而给苏联带来了恶果。苏联衰落、解体的根本原因在其内部,但正如苏联将军卡卢金所说:“美国在80年代的政策成为苏联解体的催化剂。”美国最“高明”的政策之一,就是“以其人之矛,攻其人之盾”,学习阿拉伯产油国家当年对付自己的办法,端起石油桶,浇在苏联内部已经燃烧起来的火堆上。1991年12月25日,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缓缓降下,一个庞大国家走到了尽头。


——《能源资本论》是能源经济学领域中的一部新著,作者把目前世界范围内能源供应的两大主题——可持续与可支付——与自己的研究相结合,提出了许多创新性的概念。阐述了能源技术创新与其他技术创新之间的内在关联性,有助于人们更加充分地认识技术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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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电力科学研究院院长 郑健超


——从当代国际关系的主要特点和未来走势看,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在中国与世界相互交融的过程中,中国专家必然要将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奉献给世界。《能源资本论》一书展示了当代中国学者博学多才的开阔视野、通识中外的包容心境和长于思考的智者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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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问题专家,原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 于洪君


——此书改变了我们对能源本质属性的认识,从资本持续创造价值的根本属性来分析和研究能源,它必将带来一种颠覆性的结果,作者将能源互联网看作是能源资本流通方式的革命,这种观点显示了作者的睿智与远见。可以有把握地说,《能源资本论》将成为一部当代重要的经济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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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专家,原民建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 宋海

——《能源资本论》一书,内容睿智详实,新思想、新观点像火花一样处处闪耀,给人以理论的醇厚与思想的芬芳。此书以巧妙的构思和简明的方法,拆除了劳动价值理论与人力资本理论之间的藩篱,将这两大理论的基本思想融为一体,具有重大的理论创新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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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与水文专家,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副校长 张东晓

——此书以独特的思想方式,找到了能源资本DNA结构的“遗传基因”,破译了能源资本持续创造价值的“遗传密码”;同时作者提出了能源资本双因子干涉理论,深刻阐述了能源资本与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关联性的内在机理,显示了其深厚的理论功底,广博的知识结构和精湛的思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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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郭万达



能源资本论》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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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 雄,法国工商管理博士(DBA),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现任中国广核集团专职董事,北京大学兼职教授,兰州大学兼职教授,南方科技大学产业教授,《电力决策与舆情参考》特约专家,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曾在研究机构、中央部委、地方政府和国有大型企业任职,从事企业战略、企业管理和能源资本等领域的学术研究。已出版《经济学笔记》、《非常责任:一个挂职市长的思考》、《诸葛亮治军方略》、《诸葛亮治政方略》、《知与行:核电站大修管理思辨录》、《企业执行力》和《至乐斋诗抄》(三部)等专著,以及《武装未来》、《新干涉主义:冷战后美国军事力量的使用》和《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等译著共23部,发表论文3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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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建生,高级经济师,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广核集团公司副总经理,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理事长。曾在国有银行、资产管理公司和国有能源大型企业任职,长期致力于金融、能源、区域经济及法律研究,多次主持国家能源局、中国能源研究会课题研究。已出版《粤港澳大型基建设施策略研究》《深圳建设金融中心研究》等专著、合著12部,发表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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