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大建筑学院杜鹃教授：让建筑“易读”
编者荐语：
以下文章来源于港大建筑 HKU Architecture ，作者港大建筑
香港大学建筑学系(HKU Architecture)建系于1950年，现开设建筑学文学士、建筑学硕士，以及研究型硕士与博士课程。学系定期举办公共活动，包括公开讲座、设计评图、研讨会与展览等，欢迎各界朋友参加！ www.arch.hku.hk
我想把这个问题分成两部分来回答。首先是关于《深圳实验》这本书。出版社当时认为书中的文字与叙述方式应该是通俗易懂的，这样才能扩展读者群体，从而产生更深刻的社会影响。不同学科背景的读者，无论是否具备建筑专业知识或了解中国，都能够通过阅读这本书来了解深圳这座城市。
这是这本书出版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我接受了这个请求。但我不只是简单地去掉那些“专业术语”，我还在行文结构和叙述方式上作了更进一步的考虑。
这本书不再仅仅是一本关于建筑学的书。它讲述的是一个一直以来总被人们误解的、复杂的城市。更重要的是，它是关于人们如何对城市作出贡献，城市又如何影响当中居民的生活。这种写作手法的转变改变了这本书的架构与传递的信息，即建筑成为一种透视城市文化和历史的媒介，房屋、街道和住宅中折射的城市历史、文化、建造与材质对生活在其中的数以百万计的居民产生影响: 他们为城市作出贡献，有的为其所伤、有的则从中获利……这又回到了问题的第一部分。在我看来，“建筑”不应仅仅局限于建筑物本身。它可以是一切与人体密切相关的东西——比如小到一把椅子、大到一个城市。所谓建筑，更多指的是居住者与环境之间的媒介。这个环境的涵义是广义的，可以是一个大洲，一个星球，也可以是一个房间。
编辑最初对本书易读性的要求最终变成了我对建筑、历史与城市居民进行写作的一种方法。
我认为建筑当然应该能够被大众所理解和欣赏。这就意味着作为建筑师，我们的作品，无论是以写作、营造、抑或是倡议的形式，都应该服务于大众的利益，并为更广大的社会群体做出贡献。我相信并不只有我一个人持这样的观点。例如今年刚刚荣获普利兹克奖的法国建筑师Lacaton& Vassal，他们毕生的事业与实践都致力于通过优化社会住房的设计与建造来改善成千上万居民的日常生活。
回溯建筑史，一百年前西方现代建筑的涌现也是为了把高质量的设计带入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去。现代建筑最早的探索和创新是基于“原型”这一概念，但它的目标不仅仅是为了创造一种先锋革命式的美学设计，更重要的是创造一种经济的、可以被快速复制的、并能够应用在世界各地的设计。其背后的核心推动力是一视同仁地为各个社会与经济阶层的人们提供好的设计和好的建筑。
虽然一百年后，无论是在建筑实践、建筑话语、甚至是建筑教育中，现代建筑的这种最初的愿景似乎渐渐被人们遗忘。所谓的“国际风格”其实从来都与外观无关，更无关乎形成一种普世的单一审美风格。它的最初愿景是创造一种建筑，通过特定的形式，材料，功能，建造模式，使用方式，来给世界各地的人们提供最基本的生活质量保障。
我仍时常思考现代建筑与城市规划的这些基本问题。
相比于建筑这种可以追溯至几千年前的古老实践，我们所提到的和在学校中开设的“城市规划”实际上是一个相对年轻的学科。它起源于工业革命时代。工业革命在高度集中的城市中心创造了新的就业形式，吸引了大量劳动力从农村移民至工业城市。那些涌入城市的大量人口间接地造成了建筑物间通风不足等环境现象，由此产生了严重的卫生问题。所以现代城市规划最初的推动力并不是关于如何让城市更美丽或更现代，而是如何确保每个生活在城市里的人的生活质量都能达到基本线以上。它并非是针对那些极易获得优越的居住环境、享受充沛绿地和自然光的中产阶级或更上层的阶级，而实际上是关于广大的栖居在城市里高密度环境中的移民和工人阶级。所以正如我所提到的，我对于建筑和现代主义的思考呈现在诸多尺度，从家具设计到建筑物再到城市。我将建筑的现代主义视作一种想象，形式和语汇，旨在通过富有创造性的高质量设计来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
现代建筑成为一股迅速席卷全球的力量，并非单纯因为其形式因素，还因为它背后的社会议题。我持续地关注建筑的社会议题，也希望不辜负建筑一脉相承的承诺和愿景。
Q：作为建筑师，同时也是一名作家，您认为图像和文字表达最大的差异在哪里？他们在您的建筑实践中各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这两者的确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在我创作《深圳实验》这本书时体现得格外明显。
作为一个接受了多年建筑学训练的人，我的主要表达方式其实是图像。但为了使这本书能够被更广泛的读者所理解和接受，我需要将我的思路从空间和形式转化为语言。作为建筑师，我们花费多年的经历来学习通过图纸来阅读、理解和表达，而绝大部分的其他人是没有接受过这种训练的。
这是一段艰难而宝贵经历。因为在这一转译过程中，我萌发了全新的想法。作为一位建筑学者、研究者和实践者，通过写作的创作过程，我得以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审视城市、建筑、甚至我自己。
作为建筑师和建筑学生，我们拥有非常强大并且独特的优势。我们可以同时运用文字和图像两种语言。这也是建筑教育的一个核心优势。例如，建筑学生既要能够理解《营造法式》里面复杂的建筑图纸, 还要能够读懂文字传达的历史事件、施工技术、以及与特定文化背景的联系。如果你无法从中理解其背后的历史，那么你只能狭隘且片面地理解建筑。
我认为这是扎实的建筑教育（尤其是在本科阶段）非常重要的品质之一。我从中受益，我也希望将我的经验与体会传授给我的学生。在香港大学，我们希望培养学生多元的创作能力，无论是图纸和模型抑或阅读、写作及理论。
Q：在建筑设计教学中，比起建筑领域传统的表达手段，如制图、模型，您会鼓励或引入写作等其他表达媒介的训练吗？或者在您看来，写作等媒介并不能作为设计的工具，只是用于沟通更广泛的受众？
是的，我认为当今建筑的教学和实践需要融合不同形式的媒介。这可以是写作、动画、数字平台、社交媒体、电影制作等等。这些媒介并不只是为了传达，而应该是创造性设计实践的一部分。
例如，我总是要求设计课的学生为他们的设计拟定设计任务和标题。我觉得一个建筑项目的标题和一本书的标题同等重要。它能帮助你聚焦一个目标或关注的重点。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想法就是一成不变的。你的想法可以改变，但那应该是一种有意识的改变，并且你应该清楚这种改变从何而来。
我对建筑充满热情的原因之一就是，建筑是一种把想法实现、物化、建构的过程。许多其它的职业或许是创造性的，但作为建筑师我们有能力和机会把想法物化和空间化。所以我们更加需要确保我们的设计想法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们应清楚地知道这些想法源自哪里，如何演变以及有着哪些局限。
而在设计过程中，图像和文字是帮助我们梳理想法，精炼想法，追踪与记录想法变化的重要工具。这样才能保证所有的设计和建造其意图是明确而有根据的。
Q：当下的建筑教育有时被认为是“象牙塔”或“脱离现实的图像游戏”，但您一直努力让建筑学生有意识地面对社会现状。您认为社会现实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介入建筑教育当中？
将现实世界的挑战带入建筑教育中是极为必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整个建筑学课程都要围绕着解决现实世界的挑战。一个全面而成熟的建筑教育体系，一方面需要设置富有探索性的课程，关注多种形式的实践以及不同方法的挑战。另一方面也需要有一部分根植于现实问题的课程，研讨会，讲座，设计工作坊等。
例如，在我的设计课上，我会要求学生们了解项目所处的法律、社会、经济、文化的现实环境，并在这些限制下来开展设计。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地遵从这些限制。我总是鼓励学生勇于突破限制。但是为了能够从限制条件中产出一个目的清晰的、强有力的突破方向，你首先必须清楚地理解这些需要被打破的方面其限制条件是什么，以及为什么要去打破它们，无论是建筑规范、经济预算、还是政策。
对我来说，这实际上是最大的挑战之一。当我们教授建筑的时候，不仅要让学生意识到现实的局限性，同时也要让他们有信心和创造力去超越这些局限。我一直努力让学生有意识地平衡并把握这两者。有时候我很理解学生们的难处，因为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极具挑战性的，即使对于经验十分丰富的建筑师和规划师亦是如此。
正因为这些困难所带来的挑战，我们需要学校来提供面对这些问题的空间。一旦你毕业了，你或许一辈子都只会被要求遵守这些约束。因为在建筑实践中，没人会说“为什么不试着打破这些建筑规范呢？让我们看看怎么才能创造些不合规的东西?” 离开了学校并失去了其所提供的知识、经济资源支持，建筑师或建筑学者作为个体在社会中是很难能够去挑战并突破这些既有的约束条件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教导我的学生首先必须要理解现实，其次要敢于超越和突破现实。当你成为未来的建筑师和规划师独立开展工作时，才能至少保有一种勇于突破的批判性思维。无论在传统还是另类的实践中，你总是能够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和意图，你为什么要做？你在做什么?你想达到什么目标?
象牙塔不是牢笼。你可以选择置身其中，也可以选择踱步其外。你可以选择去里面享受片刻的宁静，进行天马行空的创造，然后从塔上下来，脚踏实地，和现实接触。问题不在于象牙塔，而在于把象牙塔的教导奉为圭臬，被动服从。正如我所说的，大学这种独立于建筑实践而存在的学术空间，非常重要。它提供了空间和时间资源，使学生能够自由地探索在实践中常常不被鼓励去探索的重要议题。
Q：您在港大任教以来，担任过许多领导与学术职务，陪伴并引导着建筑学系这十五年来的变迁。您认为港大建筑教育最突出的特质是什么？
我为我们共同创造的香港大学建筑学系感到无比自豪。这里的“我们”指的是所有的老师、行政人员、及全体学生。
港大建筑学系有许多独特之处。最首要的一定是全体师生的素质和热情。我认为这是任何一所优秀的建筑学院都必须具备的。这里充满着对建筑饱含热情和动力的人。这是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除此之外，我认为一个优秀的建筑学院需要在理论、探索、天马行空的思考和现实之间找到平衡。在香港大学的建筑学系，我们一直努力寻求并维持这种平衡。在教学中，我们要求学生不仅去创造，去绘图，去营造，同时还应当去阅读，去猜想，去写作。
第三个特点就是课程生态的多样性。我们的教师有不同的国家和文化背景，更重要的是他们都带着不同的建筑研究和设计方法。
无论作为一个本科生还是研究生，你都会接触到丰富多样的兴趣、方法、课题和设计。我们非常努力地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与形式中创造多样性。尤其是在研究生阶段，我们试图让学生拥有最大限度地自主选择课程的权利。作为学生，你可以自由地选择感兴趣的设计课程和导师。在大多数亚洲的建筑院校里，学生们能拥有这么大的选择空间其实并不多见。你想上什么课程，想学习哪位老师的设计思想和方法，你有三四次课程选择的机会，每一个学期都可以自由选择。除了设计课，我们还有内容丰富的选修课、专题课程与工作坊。
我们一方面努力创造严谨的课程体系，另一方面赋予学生足够的灵活度和权利来制作并设计属于他们自己的建筑学习课程。这也是我引以为荣的事情，因为这和我在建筑中一直所坚守的价值信念不谋而合——好的设计，无论建筑或是课程，都应赋予其使用者最大的灵活度，让他们能够对自己的生活方式或受教育方式负责。
这或许是我们能教给学生们的最重要的一课。作为一个个体，你有责任塑造自己的教育、决定成为怎样的建筑师，更重要的是决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