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日本、以色列为何能成为硬科技强国？

传感器技术 2021-12-02 07:00

科技革命诞生与推进的背后，金融始终扮演着赋能者、助推器的角色。对科技企业而言，创新研发意味着无数次的试错，某种未来科技从雏形初现到最终转化为可面向市场的成熟产品往往要经历漫长的周期。因此，科技发展需要的是有耐心的金融、容错的金融、与科创模式相匹配的金融。

当前，基于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创新已经过了风口期，下一个创新趋势正在到来，这是一个由硬科技驱动的崭新时代，未来的大国竞争必然是由硬核技术引领的科技博弈。所以，找到能够助力硬科技企业健康起步和持续发展的金融支持模式对每个国家来说都至关重要。

科技水平位于世界前列的美国、以色列、日本分别采取了不同的金融支持创新的模式，非常具有典型性。对三种模式的对比分析，为思考我国要实现硬科技的突破应采取的有效模式带来一些启示。

美国：风险投资和纳斯达克股票市场是科技企业发展的主要支撑

美国的科技融资模式以风险投资和纳斯达克股票市场为主，同时以硅谷银行和政府政策优惠支持等方式为辅助。风险投资和纳斯达克股票市场是支撑美国科技发展的重要融资渠道，为科技型初创企业的成长提供了便利的融资渠道。

无论是天使轮、种子轮阶段的投资，还是成熟期登陆资本市场，有硬实力的科技企业得到资本眷顾的概率大大增加了，因资金短缺而夭折的科技创意也减少了。

美国是当前世界硬科技的引领者之一，其在人工智能、5G、VR/AR、云计算、大数据、芯片等领域均有不凡表现，微软、Alphabet、苹果、甲骨文、英伟达、英特尔、思科等众多科技巨擘汇集于此。

而故事的开始，还要从1971年说起。1971年1月，加州圣塔克拉拉谷地因聚集了大量与高纯度硅制造相关的半导体产业和电脑产业而被称为“硅谷”，“硅谷”一词开始被用于《商业周刊》的新闻专栏；

同年，硅谷沙丘路（Sand Hill Road）上风险投资开始成规模地兴起，此后的几十年间，这条路陆续汇集了凯鹏华盈（KPCB）、标杆资本（Benchmark Capital）、经纬创投（Matrix Partner）、红杉资本（Sequoia Capital）、红点创投（Redpoint Ventures）等知名风险投资机构，微软、谷歌、苹果、思科、亚马逊的第一笔投资都来自这里。

1971年2月，全美证券交易商协会自动报价系统纳斯达克开始正式运作，为尚不具备条件在纽交所上市的中小企业股票提供场外交易服务。因此，1971年是美国科技创业者梦想开始加速的元年。

风险投资创造了美国在多个领域的技术神话

20世纪70年代以来，风险投资给美国各领域的创新企业提供了高度支持，风险投资将资本、人力和技术紧密结合，创造了美国在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多个领域的技术神话。

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萧条经济学的回归》（The Return of Depression Economics）中写到，美国经济发展的60%～70%由新经济推动，而新经济的背后，是风险投资的金融支持。

美国的风险投资机构主要采用有限合伙制。其中，对于一般合伙人（GP）兼管理人而言，能以较低的出资额撬动较高的投资收益比例，所获激励性较好，此外，一般合伙人将对亏损承担无限责任，这约束了一般合伙人谨慎做出投资决策，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道德风险；有限合伙人（LP）只负责出资，参与投资收益分配，并只对亏损承担有限责任。

风险资本的使命有四个：募、投、管、退。风险资本往往有自己所专注的行业领域和企业成长阶段。因为不同行业和阶段的风险特征不同，风险投资人需要掌握的技巧也不同。一旦确定开始投资，风险投资人将与企业签订详细的合约条款，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事前规划，资金通常分期注入。

投后管理阶段，风险投资人将协助企业制定发展战略，将自己积累的行业经验和财务管理建议提供给企业，协助企业招募资质较高的高级管理人才，利用自身的资源帮企业积极拓展融资渠道。因此，风险投资人的培育和辅导对初创企业的技术进步、科技成果转化、将产品推广到市场作用重大。

根据美国风险投资协会（NVCA）的统计，美国的风险投资市场近年来活跃度在持续提升。2019年，全美风险投资案例数量为12 211件，投资额高达1 358.4亿美元。近十几年来，投资额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2.49%。

从对初创企业各阶段投资额的占比分布来看，2006—2015年间，风险投资机构对种子轮和天使轮的投资力度在增加，体现出风险投资对初创企业的风险容忍度在提高，风险偏好有所加强，这说明对科技初创企业而言，获得天使轮和种子轮资金的难度在降低。

2015年至今，风险投资机构开始表现出一定的风险规避倾向，加大了对成长早期和成长后期科技企业的投资力度，而天使轮和种子轮的投资占比在缓慢下降。

从每个投资案例获得的投资金额来看，超过一半的案例只能获得500万美元以下的投资额。2013年以来，获得超过500万美元资金注入的案例比例在上升。

根据2019年度统计结果，除未披露信息的1 936件案例外，6 401件案例获得融资500万美元以下，3313件案例获得了500万～5 000万美元的注资，561件案例获得了高于5 000万美元的超大额融资。

从资金投向行业的分布来看，风险投资机构最青睐的两个领域分别是计算机软件、医药与生物科技，2019年两者汇集的资金分别高达224亿美元和120亿美元，合计占2019年度总投资额的49.64%。从变化趋势来看，风险投资机构近14年来对这两个领域的创投企业关注度保持稳定上升态势。

风险投资的目的是在最终产权转移中实现高额利润。从退出方式来看，2019年，风险投资在72.69%的案例中选择以并购方式退出投资，以IPO和管理层收购退出的案例分别占比7.72%和19.59%。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从退出投资收回的资金来看，2019年以IPO方式退出的案例收回总资金量高达1 972亿美元，而以并购和管理层收购退出收回的资金额分别只有578.04亿美元和65.66亿美元。这说明，在众多退出方式中，IPO的难度较大，但该方式为风险投资机构提供的投资回报最高。

纳斯达克为科技公司提供了理想的专属融资平台

对于大部分初创科技公司而言，纽约证交所和美国证交所的上市门槛过高，场外市场（OTC）流动性较差，因此投资这些公司的风险资金退出渠道十分受限，自然打击了风险资金注资的积极性。而纳斯达克的成立，使风险资金退出难的局面彻底得到改观，也为众多科技公司提供了理想的专属融资平台。

自成立起，纳斯达克经历了设立挂牌标准、两次设置分层等重要事件，如今纳斯达克分为三层：纳斯达克全球精选市场包含1 444家上市公司，占据50%的比重；纳斯达克全球市场包含486家上市公司；纳斯达克资本市场包含966家上市公司（上市公司数据截止到2020年9月19日）。

纳斯达克的分层标准设置体现了对科技企业极强的包容性。

纳斯达克全球精选市场主要面向业绩优良、红利丰厚的高市值企业，以及从另外两个层中进一步发展后的优质企业，在三层市场中门槛最高；纳斯达克全球市场主要面向具有高成长性企业，企业特征分散而多元，异质性程度高，门槛高度居中；纳斯达克资本市场主要面向规模较小的创新性企业，伴随着一定的经营风险，门槛最低。

此外，纳斯达克还有灵活的层间转移机制。这种多样性的分层能够最大限度地将准入范围拓宽，把更多有巨大发展潜力、有可能为经济注入活力的科技企业纳入资本市场。这是因为科技创新企业所在行业的发展特征不同，且企业成长呈现非线性的指数形态，如果用传统的单一尺度去衡量，很多优质企业可能在初创期会被拒之门外，失去成长机会。

从美国三大证券交易所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美国证券交易所（AMEX）、纳斯达克的上市公司数变化来看，纳斯达克拥有最多的上市公司，对企业的包容性最强，对新兴科技产业尤其具备强大的吸引力，正如纳斯达克流传的一句话所言“任何公司都能上市，但时间会证明一切”（Any company can be listed，but time will tell the tale）。

此外，纳斯达克上市公司数量的波动性最大，说明企业上市和退出活动较活跃，严格的退市制度能提高上市公司的竞争意识，激发其前进动力，这使得纳斯达克相对其他两个市场更有活力。

从指数表现来看，纳斯达克综合指数除了在2000年互联网泡沫时期和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经历过剧烈下滑之外，整体呈现增长态势，反映了市场对高科技领域前景的积极预期。这期间，大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技巨头在纳斯达克密集登陆，顺利融得预期的资金并投入创新与研发，在科技探索的边界寻求一次又一次的突破。

日本：银行与科技企业融资有序对接

日本的融资模式以金融机构的间接融资为主，以证券市场的直接融资为辅。

根据世界银行截至2017年的最新统计，日本前五大银行的资产集中度高达64.4%，银行存款与GDP的比值高达221%，银行业高度发达。

日本的商业银行体系主要包括以都市银行为代表的大型金融机构和以地方银行、信用金库、信用组合、劳动金库等为代表的中小金融机构。都市银行业务范围以大城市为基础,总行设在东京、大阪、名古屋这些大城市,并在全国设有为数众多的分支机构,其与财团资本关系密切,实力雄厚,放款对象偏重于大企业。

然而，由于大企业逐渐显现出由间接金融转向直接金融、脱离银行的倾向,所以都市银行近年来积极开展了针对中小企业的业务。不过，在支持中小企业生存和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仍是中小金融机构。

日本的中小金融机构主要包括地方银行、第二地方银行协会加盟行（简称第二地方银行）、信用金库、全国信用金库联合会、信用组合、劳动金库等。它们的特点是地方性强、分支机构多而密集、互助性强、业务种类多，虽然资金量、贷款量均小于都市银行,但平均每笔贷款额大于政府系统银行。

整体而言，日本的银行与科技企业融资形成了有序的对接，都市银行支持大型企业的科技创新,而中小金融机构支持中小企业的科技创新，在此过程中，有的商业银行还设立了银行贷款证券化等新型金融工具，分散对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的风险。

在商业性银行体系之外，日本还为中小科技企业搭建了完备的政策性融资支持体系和担保体系。早在20世纪30—50年代，日本就建立了专门的政策性金融机构，给中小科技企业提供支持，主要包括商工组合中央公库、国民金融公库、中小企业金融公库三大机构，这些机构功能各有侧重，但大多定位于为中小企业提供低息融资服务；

此外，由信用保证协会和信用保险公库构成的二级信用保证体系能够为中小科技企业提供担保，其对中小企业的担保余额曾在1966—1999年间从6 256亿日元快速增长至41万亿日元，信用补全制度有力地推动了日本科技中小企业的发展。

以色列：政府主导的创业投资引导基金

整体而言，以色列的科技企业融资模式以政府创业引导基金为主，同时在过程中融入国外资本和民间资本。

以色列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方面有两个关键因素：企业孵化器计划和成立YOZMA基金。YOZMA基金已被公认为世界上最成功的政府主导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之一，自1992年成立至今，促进了大量的国家创新科技成果转化。

1991年，以色列工贸部主导设立企业孵化器。具体运营模式是：政府和其他投资者通过持有创业者或者企业的股权，为其提供资金支持；企业成功发展后的5年内，可以从投资者手中回购股权，并支付资金投入的利息。

1992年，以色列风险投资之父伊戈尔·厄里克（Yigal Erlich）向政府提出申请拨款1亿美元，组建了以色列第一只政府创业引导基金——YOZMA基金，基金采用有限合伙制的形式设立了十个子基金，每个子基金的组成必须有一家国外机构和一家以色列的金融机构参与，但子基金必须是不隶属于任何一家现有的金融机构的新的独立实体。

YOZMA基金以参股的形式对子基金投入40%的份额，政府投入1亿美元的YOZMA基金吸引了大约1.5亿美元的国内外私人资金，同时YOZMA还赋予私人投资者在5年内以优惠价格买断YOZMA股份的权利。这种设计不仅给投资者提供了资金供给和风险分担机制，而且引入了足够的激励机制，吸引了职业风险投资机构和高素质的基金管理人员的参与。

以色列政府创业引导基金的设计思路集中体现为以下几点：

在基金中引入国外金融机构，为以色列本土的风险投资机构提供了很好的学习机会。

有利于被投资企业利用海外风险投资机构的资源网，借鉴其管理经验。

被投资企业能够如愿获得足额起步资金。

激励机制以及海外投资和民间资本的进入，有利于实现政府原始创业投资的退出。

政府引导基金的乘数效应凸显，少量原始资本能撬动其他方的连带资本涌入初创科技企业。

各界资本的加入能够有效分担初创科技企业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