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5自嘲废物、二本生难过简历关，「学历贬值」是怎么来的？
嘉宾｜滕威、许嘉婧
2021年12月18日，上海财经大学图书馆内的考研学子
唯学历论的弊病之下，北大博导的双非本科学历成了被学生嫌弃的“污点”。为什么我们放不下对学历的偏见？在名校毕业生进流水线，海归变海废的当下，我们是否该重新审视文凭的价值？
年底，我们受邀参与了《湃客Talk》的年终特别策划，探求当代年轻人的消费、学历、住房与婚恋难题。这一期，我们对谈了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滕威老师。人文社科地位走低，留学生也不再吃香。所有人都在仰望成功，但我们的出路不只有“大厂”或者“体制内”。
今天我们处于一个对技术拥有无限崇拜的时代。不管是对个人、国家，还是整个人类而言，科技工业好像都是我们赖以生存、立于不败之地最重要的法宝。全球对技术和速度、效率的追求，使得人文学科越来越衰落。
十几年前，学历还没有成为最重要的考量标准。2005年，我找工作的时候，很多朋友说你是“三北”（本硕博均在北大完成）所以不用焦虑。尽管如此，我也会遇到挫折，这些挫折不是来自你的学历，而是来自性别。
大家一提学历内卷，就觉得最惨的是文科女生。女生跟文科之间好像被赋予了某种必然的关系，这也是一种社会的定型化想象。
从社会学家提供的数据来看，女孩比男孩更容易从中国式的选拔考试当中脱颖而出。我每次把跟学生的合影发在朋友圈，永远会有人问“你为什么不招男生”。我说我没有性别限制，没有男生能考上来。
我身边的文科女孩不光要面对职场的内卷，还要面对性别自带的弱势。一个文科女博士，除了就业压力以外，还要面对社会对你的“剩女”命名，和生二胎、生三胎的压力。
学历不能决定一个人的能力，但它是一种外在的体现，证明你和某一群人是在同一个起跑线、同一个等级上的。我们焦虑的不是学历高低的问题，而是这张文凭到底有多少价值。
很多硕士毕业生会怀疑自己多读的这三年书，它的价值在哪里？根据《2019届中国高校毕业生薪酬报告》，本硕学历的起薪差距大概是2500元，这就是学历反应在薪资上的硬性差异。
有一个采访对象曾经令我印象深刻，他是理工科本科毕业，当时在成都只能拿7000元的工资。然后他去考 “985”硕士，等硕士毕业，发现自己的同僚很多是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甚至在硅谷有过几年工作经验。他又去美国读了一个双硕士，这个时候他已经能在美国找到年薪50万的工作。可以看到随着学历不断提高，薪资也在阶梯式上升。
进入职场之后，硕士毕业生的阅历、宏观视野和个人综合学习能力会在工作业绩上反映出来。可能比本科生能更加快速地成长，就有更高的晋升空间。
文科女生如果读到一个很高的学历，要花比别人更长的时间，但最后的价值回报率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我在准备去海外读研的阶段，身边已经有一些同学去参加面试招聘。我的室友同样读的新闻与传播专业，就算我们已经是国内Top2学校毕业的学生，去参加群面还是会感到压力。跟她竞争同一个运营岗位的人都是“985”的硕士，还有一些是“985”博士，甚至有海归博士跟她分在一场群面里。不管你目前是什么学历，永远有更能碾压你的人。
比如你24岁出国读研，26岁回来参加工作，并没有更高级的岗位对你开放，还是需要顶着年龄压力去和更年轻的本科生竞争，跟大家拿的基础薪资是一样的，但你的年龄更大，还会像滕老师说的，面临催婚、生子等社会赋予女生的职责压力。
大家对海归急切盼望的浪潮过去了，整个社会回到了一个相对比较平稳地对待留学生的状态。
“海废”是留学生的一种自黑和自嘲，这种心态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一种落差。对于一个中国的中产家庭，送孩子去国外自费留学，前期投入和孩子回国就业后的收入不成正比。
我曾经受哈佛燕京学社邀请，去哈佛大学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也接触到美国常春藤高校的学生。
在哈佛的这些孩子们，很少有人对自己有“海废”的认知。首先，我觉得他们没有时间去豆瓣小组吐槽自己，其次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就业，他们的学历光环是足够强大的。这些人对自己的要求和预期都不在一般的留学生意义上。
华东师范大学田雷教授主编的《雅理译丛》提到美国学者在2017年得到的数据，在美国年收入超过63万美元的前1%家庭，入读常春藤的可能性比年收入低于3万美元的家庭要高77倍。包括哈佛大学的桑德尔教授新出的《精英的傲慢》，这本书里面也提到对常春藤大学对精英的追捧，给他们近乎无限的机会，这些文化资本已经造成了美国社会的急剧不平等。
现在职校环境还没有那么景气。
后浪做过一篇稿子，采访了几位职校的老师，会发现在职校的环境里面教课是次要的，先得维持纪律。很多学生不太听讲，扰乱课堂秩序。
我的小孩现在初二，我就是中考分流下最焦虑的家长。广东普职比5:5，好几年以来就是这样，我们一直有这个准备，这也意味着我们一定想办法让孩子不成为被分流的50%。
高校扩招时期，大量的专科升为学院，学院升为大学，这是我们切身看到的历史进程。现在突然说“人人都上大学”的想法不对，应该有50%的孩子不上大学，去接受职业教育，我们家长很难接受。
如果让家长自愿地说“我可以接受我的孩子不上大学”，前提是要做好职业教育。
很多家长不愿意让孩子被分流，不是我们都希望自己孩子考清北，而是我们不希望孩子在初中毕业的十五六岁时，就进入到“在社会竞争当中被甩下来的”院校当中去。校园暴力、校园问题也是大家焦虑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十几年前我刚在大学教书的时候，和学生说绩点不是唯一重要的，希望你们在我的课堂上更多的是学到思想和方法，这时候学生们还会受到引导或鼓舞。但现在选课上的功利主义已经越来越明显，学校里评奖学金、保研，所有都跟绩点有关系。
桑德尔教授在《精英的傲慢》也提及到“绩优主义”的暴力或者控制。所有人都从绩点出发，以绩点来考核一个人是否优秀，通过绩点把学生划为三六九等，得到好绩点的学生，就有更多的机会。等毕业进入职场之后，KPI也是一种绩优主义的延伸。
这个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已经有无数的经济学家，包括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文化学者都反对这件事情，为什么它还有效？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单纯的数据化管理的方式，这种方式可以忽略每个人的个性、品质，和内在的一些难以量化的、心灵上的差异。
在这样的一个讲究效率的、加速的社会当中，这种最简洁便利的、最快速的区分人力资源的方式，就变成唯一有效的方式。你有了好的绩点或者好的KPI，那你在更高的平台上就能获得更多的资源。
像桑德尔，包括我的朋友黄灯这样的学者（大学老师，《我的二本学生》作者），他们更关注公平，尤其是对整个社群、对整个阶层的公平。但是这样的学者在今天来说是非常少数的，更多的人还是在为如何细化绩优主义的考核制度做设计，这是特别遗憾的一点。
我对滕老师说的有非常多感慨。我也发现不管在学校或职场上，你会觉得周围都是竞争者，为了一些资源去竞争和厮杀。
很多的学生会刻意选一些并不需要，但能让成绩单好看的课程，从低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实习，参加各种暑期活动，并不是纯粹的体验，而是为了一段简历上的好看经历，去结识到更多比我更高阶层的人。
但要说对这种人很不齿的话，其实也是一个伪命题。在这种所有人都在拼命地提高自己绩点的氛围里，你会不知不觉地融入他们，“打不过就加入”，在一个已经异化的环境里，一个正常人反而会变得异常。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很难去改变。
原来我们都比较相信人文主义的教育理念。教育的任务和目的，不应该用社会化规训或道德训练来理解，也不能用安置与适应来理解，而是应该强调人的培育。
我们对那些loser、废柴，永远觉得他们要么是不努力，要么是不够聪明，反正是有问题。教育变成优胜劣汰、达尔文主义的场域，这不是我们国家的问题，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全球性的教育问题。
对我来说，理想的教育是简单朴素的一句话“To be better”。所有的学习和受教育的过程都使我们在某一方面变得更完善，更能适应生存，更能帮助到这个群体或者社会。
37:54 去寻找生命的亮点吧，人生的意义不止一份“铁饭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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