扒开京东方发展50年，我找到了产业升级的一条“新”思路
以下文章来源于星海情报局 ，作者老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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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真的需要更多的“京东方”吗？
上世纪70年代的夏天，北京酒仙桥的工厂大院里，工友们都搬出小板凳围坐在电视机前，等着看看全厂区只有一台的彩色电视机有多稀罕。
但作为电子管厂的工人们，比起彩色画面带来的视觉享受，大家更好奇的是如何在如此小巧的空间里实现彩色成像技术。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774电子管厂不仅是中国最大、亚洲最先进的电子元器件厂，更是中国电子工业和国防工业的骨干企业，就连774厂的工人在走路时都会不自觉将头仰高一些。
随着十几个工业项目的相继建成，酒仙桥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大的电子工业基地。那个年代，774厂制作的电子管，就如同今天的半导体集成电路，是当时无论民用还是军用等一切电子产品的核心元件。
但电子管技术也有缺点，就是电耗高，体积大，如果用电子管制造今天现在常见的家庭电脑，能装下好几个房间。而对于当时进到厂区的彩色电视，其实已经在告诉电子管厂，电子管技术已经走到了时代的边缘。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发展越来越快，国防需求陡然下降。采用半导体技术的电子产品的大量进口，电子管技术被半导体技术取代，电子管厂受到很大的冲击，虽然在半导体领域也做了很多努力，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
在同一时间，经济体制改革正在如火如荼地推进当中。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正式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在国企改制与民营经济发展的浪潮之下774厂，迎来了自己的命运分叉口。
774的未来是一场五五开的豪赌
比774厂更先迎来命运分叉口的其实是时任总会计师的王东升。
1988年，时年31岁的王东升被提拔为副总会计师，成为工厂副总师以上领导中最年轻的成员。
上任后他花了三个月时间想出一个改革方案，按照领导的安排给副总师以上的干部讲课，讲了不到5分钟，下面已是鼾声一片。
1991年底，774厂账面累计亏损3000万元，年轻员工跑到商场当起了售货员，老员工不愿离开，只能到菜市场捡些烂菜叶回来吃。
此时，另一家企业答应帮王东升解决两套房的问题，只要他能来担任常务副总裁一职。一边是垂死的老企业，一边是能帮助解决住房问题的新企业，王东升很快办好了离职手续，准备开启人生新的篇章。
可偏偏在这时，1992年9月，王东升被突击任命为774厂的厂长。关于去还是留的问题，王东升整整纠结了一个月，以至于任命后一个月他都没有去接这个担子。
或许是王东升身上还带着老一辈对工厂的执著，同事一句“为了我们师傅不再去捡白菜梆子”，王东升下定决心留在774，改造这个老态龙钟的国有企业。
北京电子管厂本来归国家电子部管，是副省级单位，后下放到北京市。而为了减少改革阻力，王东升也和市里提出了几个要求：
1. 市政府全力支持企业改造，走市场化道路；
2. 从王东升上任开始，取消官本位与国企等级制度，自己则以职业经理人身份出任电子管厂经理；
3. 只有数据与厂长归政府管理，其他人事权下放到企业。
当时774厂已经成为北京市第一大亏损企业，而且市政府也无法承受让一万多人的企业破产的社会后果。在这种压力下，政府也选择相信王东升的放手一搏。
股份制改革需要股东，但774厂连年亏损早已名声在外，谁听到774都立马摇头。银行这边也已经欠了一账本的旧账，资产负债率达到了98%。
王东升很快想到了债转股，通过债转股的方式，大幅降低企业资产负债率，当资产负债率下降到一定比例之后就可以重新向银行提请贷款。
但银行业提出了新的要求，想要进行债转股就必须找到新的投资。可谁又愿意把钱扔进这样一个无底洞，来救一个与自己毫无关系的企业呢？
如果有这样的人，那一定是曾经和774厂一起奋斗过的老员工们了。
王东升很坦白地在员工大会上说道：“各位员工们，企业正在改造，一部分人面临下岗，但交钱入股不意味着你的职位能得到保留，而且交钱入股，企业成功的把握是50%，这笔钱也有可能收不回来。”
即便如此，老厂的2600人还是凑出了650万资金，成功帮助京东方完成债转股。国家在1998年才提出“债转股”，而京东方在1992年就已经完成了债转股。
1993年4月，由银行债转股，员工出资入股，再加上一些零散的小股东，北京东方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混合所有制的身份正式转型，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京东方。
京东方在新时代下的矛盾与困惑
随着电子管逐渐被半导体取代，京东方将目光落在了TFT-LCD（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上。
2000年前后，国内电子产品生产处于缺芯少屏的尴尬境地。
而1998年决定进入TFT-LCD市场的京东方却一直拖到了2003年才开始有所动作。
而在京东方犹豫的时间里，早有企业开启了中外合资，从事TFT-LCD生产工作，上广电直接砸了100亿，从日本NEC引进了中国第一条五代生产线。
但合资能换来技术这件事，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本身就是一个甜蜜的谎言。
用王东升的话说“合资合不来技术，更合不来中国的工业化”。京东方在1987年与松下合资办彩管厂，但20年过去了松下都推出历史舞台了京东方还是没能掌握显像管的核心技术。
真正要走出产业化之路，除了自研还是自研。
液晶面板行业与其他行业不同，具有显著的周期性，每当行业下行时，总会有新势力进入液晶面板行业，随着新鲜血液的注入行业上行，又发生产能过剩的问题，引发行业下行。
而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韩国现代集团一直深受其累，特别是在1999年大宇集团解体之后，韩国现代的资金周转发生严重困难，韩国政府一方面支持多家主要债权银行对现代集团提供紧急贷款，另一方面则要求现代集团断臂求生，缩窄业务。
到了2001年，由于债务压力没有得到根本性环节，且自身液晶业务始终落后于三星与LG，现代集团决定出售旗下HYDIS（现代显示技术株式会社）的股权。
此时的京东方认准这是个获得液晶面板行业“最低技术资源”的机会，咬牙豪掷3.8亿美元拿下了韩国现代HYDIS的产线、人员技术全部收入麾下。
京东方也因此正式拿到了液晶显示领域的入场券。
收购完成后的当年9月，京东方迅速在北京建设了一条五代线的项目，先学习和吸收买来的韩国技术。从业多年的王东升深知技术更迭对于行业的影响力。“标准显示屏每36个月价格会下降50%，若价格保持不变，显示产品性能需要提升一倍以上。”王东升也将这叫做自己的“王氏定律”。
在王东升的眼中，技术跟得上不一定会赢，但技术跟不上就一定会输。
技术在不断地革新，京东方想要维持产量、质量、资金三方的协调，就必须要不断地进行扩产线。
但好景不长，在京东方收购韩国现代之后，2004年下半年液晶面板行业又陷入了下行周期，15英寸的显示屏价格下跌到145美元一片，而就在2003年年初，同类显示屏的价格为230美元。
雪上加霜的是，当时京东方的北京五代线刚刚开始实现量产，主打17英寸显示屏，器市场价格在动工建线时为300美元，等到产线量产是却跌到了150美元，加上产品初期良品率不高，2005年京东方全年亏损达到近16亿元，也是自1993年扭亏以后的第一次年度亏损。
因为这起收购案，王东升当时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尽管王东升曾经带领774厂走出捡菜帮子的至暗时刻，但又带领京东方参与了TFT-LCD产业而导致了亏损。
集团内部不免出现了不少质疑的声音，直到2007年4月，液晶面板行业又出现好转，并出现快速增长趋势，京东方在困难中的拓展决策得到了回报，从当时来看，时间还是站在了京东方的这一边。
但好景不长，2008年，受金融海啸影响，欧美电子市场对于液晶面板的需求出现大幅下滑，而其供货商日、韩以及中国台湾等液晶面板企业都出现了产能过剩的问题，库存猛增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生产成本暴涨，各大液晶面板企业都面临亏损。
而中国台湾作为日韩企业液晶面板的主要供货商，自2008年8月开始受困于日韩企业为自保而取消采购订单，开始陷入了深度停摆。大陆此时找准机会，工信部牵头成立了“海峡两岸平板显示产业促进工作组”，与台湾液晶面板企业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在此背景下，大陆的液晶工业政策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的《电子信息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被正式公布，“新型显示器”第一次被列入国家政策支持的范围。
政策推动背后，大陆更希望台湾面板企业能够到大陆投资建厂，或者开放大陆企业投资台湾面板企业。
与大陆方面的热烈欢迎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台湾当局”的冰冷态度，2009年6月30日公布的大陆投资政策直接断绝了大陆企业投资台湾液晶面板企业的可能性，而对于台湾液晶面板到大陆建厂一事也仅开放了产业链后段的模组厂，关键的面板制造仍在禁止名单之中。
同时，日韩企业也纷纷顺应当地政府要求不愿意到中国大陆投资建厂，2009年五月，三星电子全球副总裁还强调“暂时没有向中国国内转移液晶面板生产线的计划”。
所谓时势造英雄，随着中国台湾、日本、韩国对大陆面板行业的封锁步调趋于一致。
国内的京东方向高世代产线扩张的消息传遍全国。京东方先后建设了成都4.5代线、合肥6代线、北京8.5代线、鄂尔多斯5.5代AMOLED线、合肥8.52代氧化物TFT-LCD线和重庆8.5代新型半导体线。这六条产线累计投资额超1300亿元，这也就意味着京东方需要不断寻找愿意投资给自己的人，来维持自己在技术赶超过程中的“烧钱”项目。
自京东方1997年在股票市场上市，至2020年年底，募集资金就达到了730亿，是一艘真正的吞金战舰。
熟悉液晶面板行业的人都知道，韩国三星在进入液晶面板行业之后12年才开始盈利，中国台湾的厂商入行也都需要交10年左右的“学费”。
京东方也难逃连年亏损的命运，由于盈利效果不佳，以及对投资者回报十分“吝啬”京东方也成为了股票市场中饱受争议的一只股票。
作为股民，你愿意拿10个亿支持京东方扩建产线吗？
我愿意！
100亿呢？
我愿意！
1000块呢？
我不愿意，因为我真的有1000块。
在普通人心里，都希望国产液晶面板能一飞冲天，但老百姓也不想看到自己的辛苦钱拿来听个响。
政府投资就在此时扛起了大旗。
一个“不赚钱”的京东方
京东方烧钱谁都知道，但就算政府想投，也不能无底线的投资给一个只会烧钱的企业。
京东方虽然本身盈利能力不强，但液晶面板产业对于电子产业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一环，这也就意味着，一旦京东方在地方建立产线，除了基础的为地方提供就业岗位、提供税收以外，还能够吸引投资，带动上下游产业落地拉动地方经济增长，GDP上去了，地方政府的政绩也就上去了。
2003年北京市政府就通过北京工投提供了28亿贷款，尽管在随后几年京东方连续亏损十多亿，但随着电子产业的飞速发展，北京市政府最终还是吃到了京东方带来的红利，仅项目本身投资就达到了上百亿，还带来了上百亿的配套投资，以及每年几十亿的相关配套税收，最终形成了产值超千亿，税收四十多亿的液晶产业链，哪怕股票不赚钱，地方政府的税收、就业、GDP上都写满了对京东方的满意。
京东方带给北京市的收益显而易见，然而京东方扩产线的脚步远不能止于此，其他地方政府也纷纷邀请京东方到本地建厂，拉动产业发展。
手里有了筹码的京东方也硬气了起来，各地地方政府为了引来这只“京凤凰”分别给出了土地、税收等等优惠。
成都政府甚至以参与定向增发的形式，投资22.5亿元，以吸引京东方的4.5代线的落户。随着成都项目的成功，地方政府投资的可行性得以验证，京东方正式走出了一条自己的低风险快速融资VIP通道。
“创投之城”合肥也不甘落后，迅速与京东方谈起了项目落地的相关事宜。
合肥有年产数百万台彩电的家电工业园，京东方能落地合肥，当地的上下游产业一旦打通，对于地方产业的成长促进有着极大的帮助。
为了建设价值175亿的6代线，合肥市为京东方保底提供90亿的股权资金，并且成立了国有控股的融资集团，来为京东方落地进行资本运作，实打实为京东方来了一份“海底捞”式服务。
而当时合肥市全年的财政收入才只有300亿。
2008年在合肥的人一定有记忆，当时地铁建设特别慢，特别久，那正是因为合肥市政府为了支持京东方落地，暂停了一段时间修到一半的地铁项目。
项目落地之后，三井、佳能、美国应用材料、LG、日本东丽、日立等公司迅速带着数十个配套产业项目来到合肥投资，每年又为合肥增添了近千亿的产值，吸纳上万人就业。
2009年之前，合肥连续几年GDP增长都在300亿元上下，而到了2010年，GDP增长直接达到了800亿上下，比之前两年的增长总量之和还多。
京东方的成功如何借鉴？
在2000年前后的合资热中，吉林彩晶与上广电分别以不同的方式与外商合资办厂，吉林彩晶在当时从日本DTI引进了一条第一代TFT-TCL产线，但项目建成后良品率低的问题始终无法克服，且产品16.1英寸和10.4英寸在行业内需求较低无法打开市场，导致项目失败。
上广电与日本NEC合资的上广电·NEC在上海挂牌成立之后，技术却始终受日方控制，既无法自主开发适应市场的产业，也阻碍了公司自主扩张的脚步，最终企业因亏损而解体。
而在此次合资浪潮中，京东方之所以能够区别于其他几家显示企业，最终走到国内液晶面板一哥的位置则得益于其坚定的选择了自主研发道路。尽管在今天看来自主研发是企业掌握核心科技的必经之路，但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以合资“借”技术几乎是所有国内公司的最佳选择。京东方坚定的选择收购海外产线技术，在当时看来是颇有远见的一步。
1992年后，北京电子管厂更换了领导班子，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并经历了老业务的关停并转和大规模员工下岗。到了1990年代后期，京东方通过分散合资与上市逐渐度过了生存危机，但也变成了一个没有主营业务的边缘企业。如果按照“利润最大化”的原则，京东方本可以借着2000年之后的房地产东风成为一家房地产企业，什么来钱快，什么利润高就去做什么。但事实确实，曾经聚集了十多家中国电子企业的酒仙桥中只出了一个京东方。
京东方的崛起不仅仅是中国面板行业的崛起，也证明了中国的产业发展政策的确十分契合一些高门槛、高资金投入的尖端企业。
除屏显之外，中国在光伏、芯片、新能源汽车等尖端行业同样取得了十分引人注目的成绩，而中国大陆之所以能够培养如此多的明星行业，明星企业，其背后离不开地方政府的深度参与重度投资。
不可否认的是，诸如此类的高创新，高门槛赛道中地方政府的深度参与十分有利于产业迈向规模化、集群化发展。但究其根本地方政府的投资具有不稳定性，京东方作为一个成功的屏显项目的同时背后也有无数投资失败的技术产业。
反过来谈，京东方的成功不仅仅是地方政府资金投资的成功，也是液晶面板国产化，的成功，是面板行业不被国外企业卡脖子的基础核心。
